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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第1期目录及内容提要,红山文化兽面块形玉

时间:2019-09-12 07:26来源:历史文物
  红山文化兽面块形玉饰,曾称为“兽形玉”、“玉猪龙”或“玉雕龙”。以往所称的“玉猪龙”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块形,另一种是“C”字形。通常认为“C”字形“玉猪龙”是由块形“

 

红山文化兽面块形玉饰,曾称为“兽形玉”、“玉猪龙”或“玉雕龙”。 以往所称的“玉猪龙”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块形,另一种是“C”字形。通常认为“C”字形“玉猪龙”是由块形“玉猪龙”直接演变发展而来,并根据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C”字形“玉猪龙”的吻部似具有猪首的特征,将他们统称为“玉猪龙”。 然而三星他拉“C”字形“玉猪龙”并不是红山文化玉器,块形“玉猪龙”与“C”字形“玉猪龙”不存在直接的演变关系。块形“玉猪龙”的兽面也并非象征猪首,其是否可以称作“龙”,尚需进一步论证。所以,不宜以“玉猪龙”称之,应按这种器物的形制特征称之为“兽面块形玉饰”为妥。 兽面块形玉饰主要见于红山文化的积石家内,是红山文化晚期具有典型意义的一种器物。它是辽西地区的原始文化在适应环境变化并向文明社会发展这一特定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具有鲜明的时代与地域特征。因此,兽面块形玉饰是研究红山文化晚期制玉工艺、原始宗教、社会等级以及文明化程度的重要对象,而对于研究红山文化积石家,尤其是牛河梁遗址群积石家的年代、分期,以及红山文化晚期的年代及其与小河沿文化的关系等问题,更是具有重要的作用与意义,需要进行深人的探索。一 兽面块形玉饰的发现情况

 

目前经考古工作发现及征集的兽面块形玉饰有14件。其中4件是考古发掘出土的, 有明确的出土单位和共存的其他器物, 学术价值最高。其余10件是采集或征集的。采集或征集的虽然已脱离了出土层位, 但大体可知其出土地点, 与发掘出土的4件一起, 是研究兽面块形玉饰的主要对象。这14件兽面块形玉饰的发现情况大致如下。

 

全文阅览

哈尔滨阎家岗遗址动物骨骼圈状堆积的初步研究………………………………………黄可家

原文发表于《考古学报》2008年第1期

红山文化兽面玦形玉饰研究………………………………………………………朱乃诚

王周生三器考试……………………………………………………………………………王  辉

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出土铁甲胄的清理与复原研究………………葛明宇 邱永生 白荣金

呼伦贝尔辉河水坝细石器遗址发掘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细石器课题组

………………………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民族博物馆

 

 

 

 

 哈尔滨阎家岗遗址动物骨骼圈状堆积的初步研究

黄可家

(北京联合大学应用纹理学院历史系,北京 100083)

 

阎家岗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位于哈尔滨市西南25公里处,距今约20000余年。在遗址的HY84TA3和HY84T4两个探方内,发现了两个由数百块动物骨骼组成的半圈状堆积,发掘者据此认为是古代人类的营地。这一结论引发了较多的争论。本文通过比较欧洲和亚洲北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一些居址,认为不同类型的居址虽然所处地域不同,但在许多方面表现出一些共性特点,旧石器时代晚期发现的遗迹现象被认定是史前人类居址的,基本上都同时具备三个以上的共性特点。阎家岗遗址动物骨骼圈状堆积基本不具备这些特点,而且其分布状况有明显异常,所以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为古人类居址遗迹。在文中,作者根据河流沉积学的特点,分析了两个圈状结构的分布形态及沉积特点,指出骨骼堆积上层的较小,下层变大,最有可能是经过了流水在沙丘附近的分选。提出了由于堆积类型的不同导致了两处动物骨骼分布差异的假说,该假说可以较好解释两处动物骨骼堆积的圈状形态及差异原因,并能解释一些骨骼呈从小到大的层状分选堆积,堆积的内壁比外壁平直,有的部位还有一定倾斜度等现象。结合其它相关遗迹现象的分析,作者推测两处圈状堆积的动物骨骼可能是人类狩猎过程中的屠宰遗留,并非早期人类的居址。

当时使用兽面玦形玉饰的既不是社会的首领人物,也非普通的社会成员,而是普通贵族成员。兽面玦形玉饰在红山文化中的用途,是与玉箍形器一起彰显其使用者的特殊技能及其具有神秘色彩的社会作用,使用者可能是男性,而在小河沿文化中兽面玦形玉饰的用途只是女性使用的一种普通的装饰品——耳饰。

 

红山文化兽面玦形玉饰研究

朱乃诚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北京,100710)     

      

红山文化兽面玦形玉饰,曾称为“兽形玉”、“玉猪龙”或“玉雕龙”。

现存兽面玦形玉饰有14件。其中4件是考古发掘出土的,余10件是采集或征集的。其共同特征是:形体蜷曲呈玦状,首部较大,以一对竖立肥大的双耳作为首部的轮廓线,并饰有象征双眼、鼻、嘴的纹饰,身体蜷曲,首尾相对,颈部穿一孔。根据细部的差异,将他们分为10个式别。

他们的演变规律:首部比例由大向小演变,首部五官由形象向抽象演变,纹饰由简洁向繁缛又向简略演变,刻纹线条由阴刻规整的细线向粗犷演变,并演变成浮雕,尤其是眼部,后来以减地法形成深浮雕。首尾开口较小、内侧连接向首尾开口较大、不相连接演变。尾部形态的演变有两种趋势,一种是由不分明向形象演变;另一种由不分明向略微分明演变,然后又演变为不分明。

红山文化兽面玦形玉饰的年代可定在公元前3360年至公元前2667年之间。三星他拉玉龙与红山文化兽面玦形玉饰没有直接的演变关系,其年代在公元前2000~前1500年之间,其文化性质可能属夏家店下层文化。

 

 

王周生三器考试

王辉

(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安,710054)

 

    传世青铜器有五年 生簋,现藏美国耶鲁大学博物馆;又有六年 生簋,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二器内底各有铭文104字。2006年11月8日,陕西省扶风县五郡村西周晚期青铜器窖藏又出土五年 生尊一对,腹内壁各有铭文113字。三器铭文互有关联,是研究西周晚期土地及宗法制度的极其重要的史料;其器形、纹饰对铜器断代、定名也有重要意义。五年 生尊器形前此未见,但近于考古学上所说的陶器大口尊。器身名“尊 ”,应读为牺尊、献尊。尊本是酒器的共名,以尊作为具体器名,始自宋人,当代学人容庚等承宋人说,称觚、觯之巨者及鸟兽形酒器为尊,远不是科学定名。《礼记·礼器》:“五献之尊,门外缶,门内壶,君尊瓦 。”徐中舒先生《说尊彝》以为尊即扬雄《方言》所说的 wu或 (zheng),是一种近似于盆、釜的器物,如晋侯 、曲沃晋侯墓地M7176菱形纹盆。本文从徐先生说并有所发挥。五年、六年 生簋时代,学者或定为西周中期的孝王时,或定为西周晚期厉王时,本文从郭沫若说定为宣王时。“召伯虎”即召穆公,厉王奔彘时曾保护宣王,宣王初年曾伐淮夷,传世文献对他的记载不会有错;召氏家族在西周中期也不会有第二个“召伯虎”。二簋双耳鸟头造型特殊,有西周晚期特点。1993年洛阳邙山M906出召伯虎 及鼎也近于西周晚期器师 (huan)父 、毛公鼎。本文对三器铭文作了通读,对诸多疑难字、词提出新解。如说“止公”非人名,公训公家,铭文主要内容说召氏家族内部土田附庸重新分配,无关诉讼。“宕”读拓,拓取。“ ”(luan)读为变,亟读为 。尊铭末句是 生自誓,与侯马、温县盟书辞例相近。“其兄公,其弟乃余”,“兄”指召伯虎,他是大宗嫡长子,是兄;“弟”指  生,他是小宗嫡长子,是弟;  生希望召伯虎眷念兄弟之情,照顾自己。本文还结合大保簋、 (hu)鼎、五祀卫鼎、 (guo)攸比鼎、《诗》、《礼记》、《左传》等,讨论了西周的土地、宗法制度。

 

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出土铁甲胄的清理与复原研究

葛明宇 邱永生

(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徐州 221004)

白荣金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北京100710)

 

1995年初,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与南京博物院在江苏省徐州市狮子山发掘了一座大型西汉楚王陵墓,并取得重大考古成果,被评为1995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成为继河北满城汉墓和广州南越王墓之后,中国汉代诸侯王陵的又一重大考古发现。在狮子山楚王陵墓中发掘出土了包括札形、大鱼鳞形、小鱼鳞形和胄片在内的各式铁甲片近万片,其数量之大、品类之丰,是以往汉代考古中所罕见的。由于陵墓早年曾遭盗掘,铁甲胄位置被扰动,甲片散乱混杂严重,从而给复原工作造成极大困难。为复原出这批珍贵的西汉早期铁甲胄,1998年国家文物局将狮子山楚王陵出土铁甲胄的保护与复原研究确立为国家重点文物科研课题,此后,经过近五年的系统整理和研究,最终完成了楚王陵出土铁甲胄的复原工作。经研究,楚王陵埋藏铁甲为两顶铁胄和四领铁铠甲,其中两顶铁胄形制相同,四领铁甲则形制各异,为铁札甲、大鱼鳞形铠甲、小鱼鳞形铠甲和小刀形鱼鳞裙甲各一领。这些铁甲胄均为西汉楚王实用之物,其四领铁甲有着不同的使用性质。楚王陵出土铁甲胄具有十分鲜明的时代特征,它较为系统地反映了西汉前期铁甲的形制面貌,对研究汉初铁甲胄的形成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

 

 

呼伦贝尔辉河水坝细石器遗址发掘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细石器课题组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民族博物馆

 

呼伦贝尔是研究北方游牧民族起源及其文明发展的重要地区,辉河水坝细石器遗址是这一地区重要遗址之一。该遗址地层保存完好,文化内涵丰富。文化遗物的分布范围达30多万平方米。出土的陶器反映出当时人们的生产生活水平,并为确立遗址的时代和与周边地区文化间的关系提供了依据。发掘出土的大量细石器制品,清理出来的篝火遗迹和细石器制作现场,特别是发现的居住遗迹表明,该遗址即是一处史前先民的细石器制作场所,又是一处当时人们居住生活的地方。出土的大量动物遗骨为研究当时动物群种属,自然环境变迁,及其与人类关系提供了重要线索。墓葬中清理出的人骨为研究这一地区游牧民族的起源提供了直接证据。 呼伦贝尔与俄国西伯利亚和外蒙相连,初步对出土遗物的分析和墓葬中人骨的鉴定显示,这些地区不仅文化上存在着较密切的关系,就是在人种上也可能较为接近。因此,对该地区早期文化和人类体质特征的研究无疑具有国际学术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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