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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中国红鹰团,牺牲在苏联卫国战争中的中

时间:2019-08-01 06:37来源:中国历史
原标题:参加俄国“十月革命”战争的中国红鹰团 在俄国十月革命期间,任辅臣作为优秀的布尔什维克,卓越的军事指挥员、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

原标题:参加俄国“十月革命”战争的中国红鹰团

在俄国十月革命期间,任辅臣作为优秀的布尔什维克,卓越的军事指挥员、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和巩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的夫人张含光和他战斗在一起。任辅臣牺牲后,张含光回到祖国,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为供养父母抚育子女做出了无私奉献。

1884年4月,任辅臣出生于辽宁省铁岭县镇西堡乡河夹心村。童年因家庭贫困,随开私塾教师舅父念了五年私塾,家境好转后,转入铁岭银冈书院求学。1898年,沙皇俄国在铁岭修筑东清铁路支线(哈尔滨经铁岭至大连线),招收雇员,任辅臣应招做了一名书记员,在工作中学会了俄语。

为布尔什维克党努力工作险遭残杀

由于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灾难深重,东北地区正处在日、俄两个帝国主义列强的铁蹄下。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任辅臣因为懂俄语,被俄军强行拉去当翻译。期间,在与俄国军官(当时俄国军官中有不少人加入了布尔什维克)的交往中,结识了几位布尔什维克军官,开始接触到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

任辅臣,1884年农历四月初四,出生于辽宁省铁岭县镇西堡乡河夹心村的一个农民家庭。任辅臣7岁时,家中无力供他上学,母亲只好把他托靠给娘舅吴秀才,断断续续地读了5年私塾。后来,12岁考入着名的铁岭银冈书院,在校学习了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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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根据中俄密约,沙俄当局开始修筑经过铁岭的东清铁路支线,在银州城内招收雇员。任辅臣应招做了一名录事。1901年,任辅臣官费考取了奉天警员教练所。1902年,毕业回到家乡铁岭,在县警察署当了一名警官。第二年春天,与银州城内泥塑匠人张渑武的女儿张含光结婚。

1908年,已经24岁的任辅臣赴哈尔滨,担任由东清铁路护路军司令部开办的俄国军官学堂汉语教官时,加入了还处于秘密状态、被当时的中国工人称之为“穷党”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

1904年,日本和沙俄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东北展开了争夺殖民地利益的战争,战火很快蔓延到铁岭。有一天,任辅臣碰见两个俄国兵正在抢夺中国农民的苫房草,他义愤填膺,不顾一切地冲上前去,与俄国兵撕打起来。其中一个被他打翻在地,另一个凶狠地挥舞马刀向他砍来。这时,一位名叫瓦夏的俄国青年军官出来解围。原来,瓦夏是当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地下党员。他把任辅臣带到屋里,问他为什么要打俄国士兵。任辅臣理直气壮地说:“他俩打伤了中国的老百姓。”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参加了协约国。按协约国的规定,中国应派华工到各协约国当劳工。当时的北洋政府光派往俄国的华工就达近二十万人。当时,在哈尔滨由富亚公司招募了两千多华工赴沙俄劳动。受布什维克党指派,任辅臣以外交署官员的身份,赴俄国乌拉尔地区的彼尔姆省阿拉巴耶夫斯克矿区,从事开矿、伐木等艰苦劳动。次年,他的妻子张含光也带着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到了俄国。

瓦夏问:“要是他们去打中国的‘戈必丹’,你又会怎样呢?”

在此期间,任辅臣在华工中开展革命活动,宣传革命道理。为改善华工的工作和生活待遇,他组织罢工,并取得了胜利,加强了华工之间的团结,为迎接革命风暴打下了基础,他本人也在斗争中得到华工们的信任和爱戴。

任辅臣愤怒地回答:“他们不会的,中国要是没有那些无能的、卖国的‘戈必丹’,你们根本来不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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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夏听了他的话,兴奋地拍着他的肩膀说:“对,太对了!其实,俄国老百姓同中国老百姓一样不愿意打仗,是那些为官的老爷们和皇帝才想这样做,要想消灭侵略战争,最好的办法就是各国的老百姓团结起来,打倒腐朽的社会制度和卖国求荣的‘戈必丹’。”

1917年10月7日,由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任辅臣受命将在俄华工组建为“中国团”,在他的倡议和组织下,矿区华工有1500多人涌跃参加了红军,任辅臣被任命为团长。“中国团”下辖三个营,一营营长为张清萧(河北保定人);二营营长桑来朝(山东人);三营营长潘万川(东北人)。中国团的成立受到苏维埃政府的热烈欢迎和高度重视,被编入红军第3军第29阻击师,该团番号为255团,苏俄方面给中国团派来一位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员任政委。新成立的中国团经过短期训练,就换上红军军装开赴前线,投入到保卫新生苏维埃政权的战斗中。

任辅臣得到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思想的启迪,知道这是一个为平民百姓谋利益的政党。在这以后,他又结识了不少具有进步思想的俄国青年军官。

十月革命爆发后,苏俄的斗争异常激烈,战斗非常频繁,东线形势尤为严峻,高尔察克白匪军在西方列强的支持下,活动更加猖獗。为保卫阿尔拉巴耶夫斯克矿区,中国团首次作战,就在阿拉巴耶夫斯克附近一个白匪占据的镇上展开。任辅臣利用夜色掩护,对白匪发起突然袭击,打了对方一措手不及,全歼该敌。

1907年,任辅臣毅然放弃了警官职位,经瓦夏介绍,到了哈尔滨,在东清铁路护军司令部主办的俄国军官学堂任汉语教官。这时,他参加了布尔什维克秘密领导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哈尔滨工人团”,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908年,任辅臣秘密加入布尔什维克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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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夏季,东清铁路沙俄当局逮捕了几名在军官学堂工作的布尔什维克地下党员之后,很快发现了任辅臣的革命活动。但因他当过警官,与哈尔滨中国当局的某些上层人物有一定联系,不便正面对他采取行动,就出卑劣手段暗中买通了中国土匪,趁他去道外浴池洗澡之机,藏在门后突然开黑枪。任辅臣胸部中弹,右手掌也被击穿。但他临危不惧,用左手握枪英勇还击,土匪落荒而逃,他被送进铁路医院。

首战告捷,极大地振奋了军心,随后,中国团在任辅臣的率领下,又接连打了几个胜仗。可由于实力悬殊,整个东线形势并不乐观,白匪步步紧逼,战线逐渐西移。接下来的一年时间,中国团转战于都拉河、卡马河一带。在阿拉塔伊河附近,中国团一度击溃人数占优的强敌,迫使其退到了上都拉。

此后几天,沙俄当局穷追不舍,布尔什维克地下党组织则多方营救,军官学堂具有正义感的中国教官也竭力帮忙。在他们掩护下,任辅臣妻子张含光连夜赶制了一件白大褂,买了大口罩,化装成护士。第二天中午,趁俄国护士吃饭之机,背起丈夫混出了医院,逃出了虎口,在铁路工人掩护下秘密逃到齐齐哈尔。

中国团的战斗意志和不凡的战绩,得到苏维埃政府及媒体的高度肯定,《共产主义者》报发文称赞:中国部队是我们战线上最坚强的部队……中国团之所以有这样顽强的战斗力,在于他们对共产主义的无限忠诚,在于官兵间有着血肉相连、生死与共的阶级感情。《乌拉尔工人》报则称“中国团是我们战线上最好的红军连队之一”。

1911年,在布尔什维克巴库委员会的指派下,任辅臣通过原警员教练所老同学的推荐,出任黑龙江省警察总署的巡逻队长。当时沙皇政府趁中国军阀混战之机,对中国边界地区进行无所顾忌的蚕食。任辅臣率领巡逻马队,受命于中方勘界代表、黑龙江省都督宋小濂,负责巡察黑龙江沿岸中国一线以及外蒙边界。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给他的任务是掩护被沙俄流放到东西伯利亚地区的“政治犯”,潜渡到黑龙江越境避难。

1918年10月,中国团组建一周年之际,向当时盘踞在高尔察克匪帮发起猛攻。战斗中,骑兵挥舞马刀率先冲进匪窝拉亚镇,步兵紧随其后,一举将数倍于己的白匪打得狼狈奔逃。毙敌数百,俘获300多人。

1912年,沙俄政府发现一个重要的布尔什维克“政治犯”被中国巡逻队掩护起来,便向宋小濂发出通谍,限中国行政当局在48小时内交出越境人犯,并引渡任辅臣到俄方受审,否则就向黑龙江南岸中国一方开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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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小濂无奈将任辅臣逮捕起来,并关进模范监狱死牢。但由于他平时对任辅臣非常器重,加上地下党组织及同学、同事和妻子张含光的全力疏通,宋小濂表面下了一道通缉令,暗中却把他送到位于中俄边境的东宁县,出任水上警察局局长。

鉴于中国团的不俗表现,最高苏维埃于10月27日命名中国团为“红鹰团”。并举行了隆重的授旗仪式。之后,红鹰团又转于战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一带,再接再励打了几次硬仗。一天,任辅臣接到红军总司令部命令:迅速夺取被白匪军占领的托博尔河铁路大桥!红鹰团迅速赶向目标挺进。

任辅臣在这里照常接受党组织的指示,除继续转送、掩护布尔什维克“政治犯”外,还经常越过绥芬河出境,到指定地点参加党的秘密会议,传递重要文件,受到党组织的高度信任。

当部队逼近桥梁时,敌人已经在桥的另一端架起了两挺重机枪,长长的火舌组成了交叉火力网,给部队造成很大的伤亡,战士每前一步,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两次进攻受阻,任辅臣向二营长桑来朝下死命令:重新组织火力,不惜代价消灭白匪!

在十月革命爆发时组建“中国团”参加苏联卫国战争

桑来朝奋勇当先,率二营战士猛冲猛打,不幸身中数弹壮烈牺牲。战士们喊着“为营长报仇”前扑后继往前冲,终于冲破火力封锁线,与敌人展开近战,终将守桥白匪军消灭,将桥夺了回来,再次出色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受到了通令嘉奖。但此战红鹰团也付出了沉重代价:阵亡600多人,伤160多人。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作为协约国成员的中国无力出兵,根据协定,只能以派遣劳工到协约国服役的方式参战,一时间大批华工流入欧洲,仅去俄国的就达几十万人。到俄国彼尔姆省的华工更多,这里的伐木场、煤矿、采石场到处都有华工流下的血汗。由于这一时期沙俄在华招工数目极多,而且赴俄华工惨遭迫害的消息也时有传闻,因此社会舆论越来越强烈地要求制止俄国人招工,并要求政府派人保护出国华工。

11月中旬,在叶洛沃村的战斗中,红鹰团又牺牲了300多人。11月29日,在维雅车站,任辅臣率全团仅乘的400余官兵与白匪整整鏖战了一天,尽管凶残的敌人发起一轮又一轮的猛攻,但车站始终岿然屹立。

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迫于这种压力,曾将驻俄公使拟订的《募工章程》发给招工地区的地方政府,并要求参照执行,《募工章程》提出向华工集中的地区派驻“通商事务员”,兼管通商和华工事务,其人选必须“品行端正、才具敏达、通晓本国及所驻国语言文字者,而关于商务上亦应具有资格。”任辅臣当然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当时他30岁刚过,风华正茂,为人正直又精明过人,在中东铁路工作过,通晓俄语、英语、日语和法语。实际情况是,1914年底,任辅臣接受了中国行政当局的指派,他以中国外交署官员、华工总办的双重公开身份,率2000名华工到了俄国乌拉尔地区彼尔姆省的阿拉巴耶夫斯克矿区,一年后,张含光也离开铁岭老家,带着3个未成年的孩子到了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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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在布尔什维克地下党的指导下,任辅臣开始在华工中秘密建立革命组织,召集会议,给工人们上文化课,并讲解列宁的着作,宣传工人阶级只有消灭旧的社会制度才能得到自身解放的道理。他把俄文传单译成中文散发到华工中去,提高了工人们的思想觉悟。

入夜后,北风凛冽,疲惫不堪的战士们宿营于军用保暖列车里,对苏维埃极端仇视的富农阿霍特尼科夫连夜向白匪告密。白匪化装成红军,杀死了哨兵,包围了军用列车,用机枪猛烈扫射。任辅臣和300多名战士壮烈牺牲,2营政委郭万清在战斗中负伤被俘,坚贞不屈,英勇就义。至此,曾发展到2000名官兵的红鹰团全军覆没。

1917年俄历10月25日,伟大的十月革命爆发了。任辅臣激动不已。他把俄文报纸译成中文,大力向华工们宣讲,苏维埃俄国的今天就是我们中国的明天。1918年初,任辅臣向当地的布尔什维克组织提议并成立了由华工组成的红军部队。

任辅臣牺牲后,最高苏维埃政府与布尔什维克党高度评价了他的功绩。当时的《公社社员报》上发表的苏维埃政府讣告为:在维雅战役结束时,中国团团长任辅臣同志壮烈牺牲了,任辅臣同志在中国侨民中享有很高威信,他把他在中国人中间的影响和威信全部贡献给苏维埃俄国。由他组织领导的中国团部队曾是我们战线上最坚强的最可信赖的部队。做为世界革命的忠诚战士,他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伟大的事业。他的精力,并没白费,革命战士们将永远记着为全世界被压迫者的事业而献出了生命的中国人民的儿子——任辅臣同志。

开始时,他的主要助手有郭万军、阚辛武、张清萧等人。秋天,第三集团军的《红钟报》写道:“我们应该感谢任辅臣,事实证明,他是一位有经验的组织者。”任辅臣组织的这支近2000名华工的队伍,被编入红军第三集团军第二十九步兵师,命名为“中国团”,番号为二二五团。任辅臣任团长,布尔什维克党组织派来一位红军干部任政委。实际上,中国团除阿拉巴耶夫斯克矿区的华工之外,还包括来自附近地区,如彼尔姆、纳杰斯乌金斯克、南乌拉尔的华工。

伟大导师列宁在接见任辅臣的妻子和儿女时,高度称赞任辅臣是勇敢的国际主义战士,出色的红军指挥员,优秀布尔什维克。1958年,周恩来总理在谈到任辅臣时说:任辅臣同志早在十月革命时期就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献出了生命,他是我们的先烈,他的革命业绩是我们国家的光荣。

1918年,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处境极其艰难,国际帝国主义企图利用战争把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扼杀在摇篮中。1918年春夏两季,首批英、美、法军队近1万人占领了摩尔曼斯克和阿尔汉格尔斯克地区,并计划向莫斯科、彼得格勒方向推进。4月初,日、英军队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登陆,德帝国主义则闯进克里木和南高加索地区。

1989年11月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在北京举行仪式,向中国国际主义英雄任辅臣追授红旗勋章。苏联各大报刊,我国《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北京晚报》、《世界博览》、以及英国《大百科全书》等都刊文介绍任辅臣的事迹。1993年11月28日,铁岭市人民政府在铁岭烈士陵园为任辅臣烈士塑像落成举行隆重的揭幕仪式。市委、市政府领导在致词中说:任辅臣是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无产阶级的英雄,中国人民的好儿子,辽北青年的先锋,辽北人民的骄傲!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5月,在英、法、美三国政府策划下,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发生了叛乱,使西伯利亚的广大地区、伏尔加河流域和乌拉尔部分地区落入敌手。国内的匪军及各种反革命势力里应外合,活动猖獗。1918年上半年,东部战区形势最为险恶。列宁指出:东方战线是当时首要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战线,整个革命的前途将取决于这一战线的斗争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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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团”所在的彼尔姆地区是国内战争时期东方战线最重要的战场。在苏俄北部登陆的英国干涉军企图同东部的白匪军、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在这一带会师,以完成对莫斯科的包围。因此,彼尔姆、维亚特卡、萨马拉、喀山、辛比尔斯克一线成为保卫莫斯科具有决定意义的地区。而且彼尔姆、喀山等城市位于伏尔加河上游的卡马河沿岸,如果敌人占领这些地区,就可以沿伏尔加河顺流而下,同伏尔加河下游、北高加索、库班及顿河地区的克拉斯诺夫哥萨克军队、邓尼金的白军连成一片。“中国团”所在的彼尔姆一带发生了最激烈、最残酷的战斗。

“中国团”与白匪军的第一次战斗是在阿拉巴耶夫斯克矿区附近的村镇展开的。白匪军自恃人多势众,武器精良,对“中国团”的战斗力缺乏足够的估计。任辅臣抓住敌人骄狂至极的弱点,趁夜出击,攻其不备,首战告捷,军威大振。白匪军遭此打击,伺机反扑,扬言阿拉巴耶夫斯克矿区一攻即破。为了完成上级交给的保卫矿区的任务,任辅臣带领全团战士加强戒备,在重要地段挖战壕、设岗哨。

一次,白匪军一部前来偷袭,“中国团”采取扇面式合围战术,四面出击,有力地打击了白匪军的嚣张气焰,并因此获得上级的嘉奖。

对“中国团”旺盛的士气和卓越的战绩,当时的《共产主义者报》评论说:“中国军队是我们战线上最顽强的部队……‘中国团’之所以有这样顽强的战斗力,在于他们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贞,在于官兵间有着血肉相连、生死与共的阶级感情。”

这一年从春季到秋季,任辅臣率领“中国团”转战在东部战区的几个战场上,在乌拉尔山西部的杜拉河、卡马河一带,与敌人大小战斗近百次,杀得敌人闻风丧胆。特别是在阿克塔依河附近,“中国团”以少胜多,打败了敌人的进攻,并乘胜追击,一直推进到上都拉。

在战火中成长被誉为“红鹰团”、“中国英雄军”

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在熊熊战火中接受考验,苏维埃政府宣布:“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

列宁发出号召:“同志们,大家都来进行最后的决战!”任辅臣率领“中国团”响应列宁号召,又相继参加了魏尔霍图利耶方面消灭反革命捷克军团和白匪军等多次战斗。他们穿过高山,越过丛林,涉过沼泽,艰苦战斗,用血的代价独挡一面。

9月21日清晨,拉亚镇笼罩着黎明前的黑暗。这是位于卡马河附近白匪军控制的一个重镇,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白匪军企图以此为据点,突破红军前哨阵地,打开西进的通道。任辅臣奉命率领“中国团”主动出击,围歼该镇守军。天将破晓,嘹亮的冲锋号声打破了大战前的寂静。“中国团”骑兵战士们挥舞马刀,在任辅臣指挥下从东北方向首先突破,突然出现在敌人面前。第一营营长张清萧率领一部单刀直入,疾驰向前,一路砍杀,所向披靡。熟睡中的白匪军晕头转向,乱成一团,虽然装备优良,人数众多,又有坚固的防御工事,却被杀得落花流水,死伤遍地,数百人被俘。

为了表彰“中国团”的战功和卓越指挥者任辅臣,苏维埃中央命名“中国团”为“红鹰团”。战后第6天,在库什瓦城团后方办事处举行了隆重的授旗仪式,红军军部、师都的首长还同任辅臣及全团战士合影留念。

10月,任辅臣指挥中国“红鹰团”转战在乌拉尔地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一线,接连打了几个硬仗。与此同时,高尔察克白匪军在大本营伊尔库茨克经过整顿,开始向西反扑,很快推进到乌拉尔山以东地区,并占领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以北一座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托博尔河铁路大桥。

苏俄红军司令部下令必须夺回这座大桥,可是驻防该地的红军部队几次冲锋都失败了,形势十分危急。最后,司令部决定命令中国“红鹰团”完成夺桥任务。任辅臣率团火速赶到阵地,投入战斗。敌人在桥对面架起多挺机关枪,组成严密的交叉火力网,封锁住了桥面,压得战士们抬不起头来,“中国团”每前进一步都付出了重大牺牲,长长的铁桥上覆盖着阵亡将士的尸体,不少人刚冲上桥面就中弹掉入河中,鲜血染红托博尔河水。

接连两次冲锋都失败了。在这紧急关头,任辅臣命令二营营长桑来朝重新组织力量,不惜一切代价发起第三次猛攻。桑来朝双手抽出交叉在背后的两把大刀,这位精通武术、走到哪里就给哪里带来快乐的山东汉子高喊着“中国战士为保卫第一个工农政权前进!”

他一马当先冒着枪林弹雨带领战士们向前冲击,前仆后继,终于接近了敌人的机枪阵地,与敌展开肉搏战。任辅臣率领后续部队迅速冲过桥去,一举歼灭守桥白匪军,胜利夺回大桥。不幸的是,二营长桑来朝身中数弹,血洒桥头,英勇牺牲。这场恶战,“中国团”共阵亡600人,只有160多名战士没有负伤。“中国团”的英勇无畏的精神,深得苏俄人民的敬佩,他们亲切地称中国团为“中国英雄军”。

为保卫重要的战略要地血战到底而英勇牺牲

11月5日,任辅臣从前线返回团后方办事处。参加该城举行的纪念十月革命一周年大会。当时,东部战区第三集团军再次面临危机,任辅臣必须迅速返回部队。临行前,他把自己的全部证件、奖章、奖状放在一个皮夹内交给妻子,并说:“要保存好,将来也许对你和孩子们有用处。”然后紧紧拥抱住妻子,激动地说:“我一切都放心了”。

任辅臣返回前线之后,立即率领中国团投入到与白匪军的激烈战斗中。敌人的目标是夺取维亚车站和下图林斯克工厂。战斗几乎达到白热化的程度,炮弹都打光了,敌人损失惨重,任辅臣率领“中国团”仍然坚守着阵地。

原苏联军事档案中保存着红军第二十九步兵师师长瓦西里耶夫和政委穆拉奇科夫签署的一份作战报告,对任辅臣指挥“中国团”战斗的情况有如下记载:“在上图里耶方面最近几次战斗中,中国团表现得特别顽强,往往发生这种情况,这个团数次陷入敌人的环形包围圈之中,但它每次都凭着自己的顽强、组织性、革命纪律和指挥员的机智,用炮火和刺刀为自己开辟通路,一面战斗一面转入新的阵地。因此,敌人企图占领维亚车站和下图林斯克工厂的一切努力都未得逞。中国人在战斗中无所畏惧,勇敢坚强,头脑冷静,局势越危险,他们的军事纪律性就越强……他们的口号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经过几天的不间断的战斗,‘中国团’减员45%至50%,指挥员的损失为70%至80%。这样高的减员率本身就已说明,这个团的每一寸阵地都是经过殊死的战斗才取得或放弃的。在战斗中,敌人则遭到数倍于我的损失。鉴于上述情况,我为能代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向中国团及其指挥员致以衷心地感谢而感到光荣。”

这份报告是1918年11月26日公布的,3天之后,即29日夜间就传来了任辅臣在维亚车站阵亡的噩耗。

任辅臣是在一次突围中光荣牺牲的。11月下旬,他受命于危难之中,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维亚战场的临时总指挥。这时,东方战线局势进一步恶化,高尔察克在鄂木斯克自立为“全俄国的最高执政”以后,在北部发动了强大的攻势,企图打通彼尔姆、维亚特卡到科特拉斯一线,以便同北方的英国干涉军会合,完成对莫斯科的包围。到11月下旬,白军总共集结5万多名士兵,而红军不到35000人,且分布在从纳捷什金斯克到卡马河左岩奥萨以南大约400俄里的漫长战线上。在这场敌我势力悬殊的战斗中,第三集团军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它的左翼没有设防,因此无力防备来自北部的敌军包抄。右翼的友军因司令部指挥失当也未能在第三集团军最危急的时候及时给予援助。

当时“中国团”所在的第二十九步兵师防区是从维亚车站、经库什文斯基工厂到拉亚村一线,其中的卡美施洛夫团驻守从维亚车站到布拉基那车站的公路;第十七彼得格勒团防守通往马洛马尔斯基车站的窄轨铁路和通往叶里基诺村的公路;任辅臣的“中国团”驻守下图林斯克和维亚车站。位于乌拉尔地区的维亚火车站是个小站,但地理位置却非常重要。从这里开始的窄轨铁路可以直接把士兵和装备运到彼尔姆省。高尔察克白匪军要对彼尔姆发动强大攻势,以便同英美帝国主义远征军汇合,从北方和东方进攻莫斯科,就必须占领这个小站。自称为俄国“最高执政”的高尔察克白匪军疯狂叫嚣,要把维亚车站变成英美国家武装起来的“坚壳核桃”。然而,固守车站的“中国团”则寸土不让。任辅臣一面组织力量同白匪军、地主武装作战,一面率兵阻击从魏尔霍图利耶方向开来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进攻,战事异常频繁、紧张。

为了封锁和围困车站,敌人炸毁了维亚至韦尔赫纳之间的铁路线,使得红军后方相继开出的几列供给“中国团”军火的军用列车无法到达维亚。任辅臣在缺少子弹、炮弹和食品的艰苦条件下,率领全团战士与人数占优、武器精良的敌人进行不屈不挠的殊死战斗。

11月末,第二十九步兵师对面共集结了十一个团的白匪军,主要打击方向是维亚车站、萨尔达村和拉亚村。在维亚车站北面双方进行了激战。而敌人还在继续增强着对维亚车站进行大突击的力量。实际上,不仅仅是维亚一个地方危机四伏,从北乌拉尔森林到南伏尔加河东岸大草原这片广大地区,高尔察克白匪军正全面推进,苏维埃第三集团军被迫后撤。

在战斗最危急的时候,中国团被派往这个最重要也最危险的地段,任辅臣奉命担任整个左翼战场的指挥。他率领“中国团”的战士们,在集团军司令部指挥不当因而处境极为危险、给养不足、连续作战不得休息等不利的条件下,仍然顽强地坚持战斗。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向装备精良、人数大大超过他们的敌人发动攻击,大量杀伤了白军的有生力量。在保卫新图林斯克的战斗中,中国团又伤亡100人。

11月29日,任辅臣指挥全团官兵与白匪鏖战了一天。尽管白匪军组织大批兵力轮番进攻,来势凶猛,维亚车站仍岿然不动。当夜,北风凛冽,天寒地冻。经过连续作战,疲劳已极的“中国团”战士们宿营在军用列车上。白匪军分成几路偷偷地靠近了维亚车站。由于敌人耍了一个花招,在帽子上系一条与“中国团”战士同样的红色带子,“中国团”守站哨兵没有及时作出反应;此外,还有一个当地富农分子,引导白匪军经过一片沼泽地,从“中国团”不曾预料的地方包抄过来,使得中国团四面受敌,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敌人用机关枪向“中国团”进行疯狂扫射,任辅臣迅速指挥全团官兵沉着应战,奋力反击,战斗持续几个小时。终因被动应敌,寡不敌众,“中国团”伤亡惨重,除少数人突围外,绝大部分壮烈牺牲。任辅臣在左臂负伤的情况下,一直战斗到打光最后一颗子弹,在车厢的通过台上被敌人用刀刺死。“中国团”从敌人包围中突围出来的仅62人,其余的人全部牺牲。

中苏领导人对任辅臣烈士亲属的关爱

对任辅臣的英勇牺牲,苏维埃政府和布尔什维克党表示深切哀悼。烈士牺牲一个月之后,苏维埃《公社社员报》上发出讣告,对任辅臣战斗的一生和不朽的业绩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在维亚战役结束时,中国团团长任辅臣同志壮烈牺牲了。任辅臣在中国侨民中享有很高威信,他把他在中国人中间的影响和威信全部贡献给苏维埃俄国。

由他组织领导的中国团部队曾是我们战线上最坚强的最可信赖的部队。作为世界革命的忠诚战士,他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伟大的事业。

他的精力并没有白费。革命战士们将永远记着为全世界被压迫者的事业而献出了生命的中国人民的儿子——任辅臣同志。”

任辅臣牺牲之后,苏维埃政府把他的妻子张含光和3个孩子送到莫斯科居住,政府还给她们以特殊的照顾。在莫斯科生活了大约1年之后,张含光向苏维埃政府正式提出了回国的申请。为此,革命导师列宁亲切地接见了她和她的孩子们。安慰她们说:“等到东部战事平静时,就安排你们回祖国去。”

回到国内,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张含光领着孩子回到老家铁岭,隐姓埋名,开始了更加艰辛的生活。

张含光及其子女默默地过着普通人的生活,从不张扬丈夫的功绩和受过列宁接见的荣誉,以至于她们的传奇故事经历几十年一直鲜为人知。

1958年春节,周恩来总理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得知张含光还健在,非常高兴。他满怀深情地说:“任辅臣在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就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献出了生命,他是我们的先烈,他的革命业绩是我们国家的光荣!”

周总理派当时的国务院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去与张含光及其子女取得联系,让她们把任辅臣参加十月革命的事迹写成材料报送给他,并提出给张含光以终生奉养的生活待遇。老人得知这一消息,十分感动,含着泪说:“谢谢总理关心,现在生活在祖国大家庭里我很高兴,生活很好,我的子女都在为人民政府工作,我没有任何需求,祖国解放了,我对一切都满意了。”她谢绝了党给予她的特殊照顾,从不居功向党和国家索取什么。

1974年以后,张含光病重。国务院派人前去探望,并把她接到北京医院特护。1975年5月11日,张含光病逝。有关部门在八宝山为她举行了追悼会,骨灰安放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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