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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唐前文献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張舜徽初學

时间:2019-12-03 13:26来源:中国历史
原标题:張舜徽初學求書簡目(附自學成才論) 近年來,鈔本文獻、刻本典籍、文本演變等問題備受海內外古典學界的關注。按照後現代理論,鈔本時代的經典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不斷疊

原标题:張舜徽初學求書簡目(附自學成才論)

近年來,鈔本文獻、刻本典籍、文本演變等問題備受海內外古典學界的關注。按照後現代理論,鈔本時代的經典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不斷疊加的情況。流傳至今的先唐文本文獻可以有單一的資料來源,也可以具有多重早期資料來源,出現異文,很不穩定。今天所看到的眾多版本,很難說哪些是定本,哪些內容是後人疊加進來的。不同文本的不同性質本身已經成為文學史敘事的重要組成部分。照此推論,先唐文本文獻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閱讀這些文獻,很可能就會出現言人人殊的情況。據此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先唐經典的穩定性不復存在。 這裡就涉及到對中國早期歷史文獻如何理解問題。如果以紙張印刷作為中國文獻分期的話,大約可以分為兩個歷史階段,一是周秦漢唐的鈔本時代,二是宋代以後的雕版印刷時代。 先唐經典,主要是指中國的周秦漢唐經典文獻,是中國文化之源,也是歷代文獻整理的重點領域。對於這些經典文獻的整理,三個重要的學術轉折點無法繞過,一是兩漢之際。劉向、劉歆父子整理先秦典籍,編纂《別錄》與《七略》,班固在此基礎上編修而成《漢書藝文志》。這是大一統中華文化的第一次系統整理。這一歷史時期的文字載體主要是金文、石刻與竹簡。與此同時,類似於紙張的文字載體已經出現,正在醞釀著巨大的文化變革。二是唐宋之際。此前,是兩漢到隋唐,是中國鈔本時代。在這一歷史時期,學術界一直在努力推進學術經典化的進程,包括編纂五經正義、校刻開成石經,整理歷史資料。但是,這種傳播的能力終究有限。唐代咸通九年印製的《金剛經》,是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標誌性事件。此後,隨着宋代刻書事業的發達,文化經典走進千家萬戶,經典化工作也相應進入新的歷史時期。三是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如果說中國文獻學史上的重要文獻資料,大都定型於前兩個歷史節點的話,那麼第三個歷史節點的突出特色就是思想方法上的飛躍。當代中國學術界的所有成就與問題,都與這個歷史節點密切相關。 這裡集中討論的是鈔本時代的文獻問題,又與上述三個歷史節點息息相關。 一、從口傳文獻到寫本文獻 早期文獻傳播的複雜背景 如果從殷商文字開始算起,傳統文獻流傳至今已經三千多年。漢代以來,佞古思潮長期居於主導地位,認為現存早期文獻都是老祖宗說的,老祖宗寫的,老祖宗傳下來的。《莊子天運篇》提到的六經就是今天看到的五經。宋元以後,懷疑思潮泛起,直至清初,很多資料得到系統的整理。以閻若璩為代表的一批重要學者發現,像《尚書》這樣的早期文獻,其中有很多記載相互矛盾,有必要進行清理,甚至提出質疑。19世紀末,疑古思潮甚囂塵上,與此前的疑古之風遙相呼應。俄國漢學家王西里《中國文學史綱要》①(①《中國文學史綱要》,俄羅斯聖彼得堡大學1880年出版。聖彼得堡大學國立孔子學院2013年重新排印出版,中俄文對照出版。)認為,除《詩經》、《春秋》外,現存先秦典籍多數是漢代產物,甚至更晚。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提出十二種辨偽的方法,也將很多先秦以來流傳的典籍列入偽托之作。類似這樣的觀點,左右學術界將近一個世紀。 最近三十多年,地不藏寶。隨着出土文獻的不斷增多,越來越多的材料證明,中國早期文本文獻的傳承相當複雜,梁啟超提出的辨偽方法,大多數站不住腳。而且,更重要的是,現在所有出土文獻,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中國學術史的面貌。即便是甲骨文,也只是證明司馬遷所見史料比較確切。這充分說明,中國早期文獻確有其穩定性品質。 當然,這只是中國早期文獻的一種形態,其不確定性、可質疑的因素依然大量存在。譬如司馬遷《史記》的記載就常常自相矛盾,有些場面的描述更像小說,甚至可以這樣說,早期的歷史文獻,很多像小說。這也容易理解。中國古代早期文獻,始於口頭傳播,經過漫長的流傳,最後被寫定。在流傳過程中,口傳文獻信息不斷累積,不斷演變,最終形成文本文獻。《漢書哀帝紀》、《天文志》、《五行志》都曾記載漢代流傳的訛言行詔籌,就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五行志》說:哀帝建平四年正月,民驚走,持槁或棷一枚,傳相付與,曰行詔籌。道中相過逢多至千數,或被發徒踐,或夜折關,或逾牆入,或乘車騎奔馳,以置驛傳行,經歷郡國二十六,至京師。其載體、文字、解讀、影響不斷變化,說明一個文本文獻,從口傳傳播,到最後定型,在這個過程中,製造者、接受者、傳播者、闡釋者各不相同,所產生的文本內容也就頗多差異。 出現這種情形,至少有主客觀兩重因素。 從客觀上說,早期的歷史,口耳相傳。歷史的主幹為經,比較粗略;後人的闡釋為傳,注重細節。經與傳,逐漸合流,便形成歷史。司馬遷就是根據這些經與傳,勾畫出中國三千年發展的歷史。 從主觀上說,任何歷史都是人來書寫的。有了人,便有不同的思想。對於同一歷史材料,不同的人,便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處理。平民歷史學家寫歷史是一種寫法,官方歷史學家又是另外一種寫法。不論是誰,站在不同的立場,對於史料就有不同的取捨,甚至是有意的遮蔽。這種現象,無處不在。文化不高的劉邦、相貌一般的朱元璋,都被歷史學家描繪成隆準而龍顏、姿貌雄傑,奇骨貫頂。至於他們的劣跡,則略而不記。秦漢對於歷史著述、諸子百家的控制非常嚴密,像《史記》這樣還算比較公允的史書,東漢初年的漢明帝詔問班固,卻批評司馬遷微文刺譏,東漢末年的王允也視《史記》為謗書,禁止其流傳。所以蔡邕在江南看到王充《論衡》記載很多六國以來的歷史故事,嘆為異書。 站在今天的立場推想,從戰國末年列國的分分合合,到楚漢八年的血腥紛爭,這裡該有多少驚天地泣鬼神的歷史故事!可惜,只有一部被劉邦認可的陸賈的《楚漢春秋》殘存於世,它的精華部分已被《史記》收錄,其他不計其數的歷史文獻已經煙消雲散,以致後世沒有產生一部類似於《三國演義》那樣的歷史小說,描繪楚漢紛爭,這真是一段歷史的遺憾。顯然,這是統治集團有意控制的結果。魏晉以後,當權者對於民間的掌控已力不從心,所以才會有三國故事逐漸流傳開來,箭垛式的人物越來越豐滿,多以三國故事為背景的講唱文學逐漸成熟,最終醞釀出《三國演義》這樣的歷史小說登上文壇,歷史與小說從此分道揚鑣。歷史似乎從此脫離小說,儼然以公正、真實相標榜,但在實際的歷史敘述中,如前所述,由於史家的立場的不同,對於材料的取捨便大不同,結論可能大相徑庭。甚至在同一敘述者的著作中,也常常會有前後矛盾的記載。歷史著述中的這些有意無意的錯誤,可以說隨處可見。無意的錯誤可以理解,由於聞見有限,根據一些主觀臆測充實歷史文本,可能與史實相違背。而有意的錯誤更是不在少數。 早期文獻傳播的理論問題 德國學者揚阿斯曼《文化記憶》從古埃及歷史研究中發現了這樣有趣的問題,即一種文化形態的建立,通常經過回憶文化、記憶文化、文化認同和政治想象這三個過程[1]。 第一個形態是回憶文化形態。記憶不斷經歷着重構。從一定意義上講,社會思想無一例外都同時是社會的回憶,包含兩個方向:向後和向前。記憶不僅重構着過去,而且組織着當下和未來的經驗。兩者互為條件,相互依存。一般來說,傳統終止、社會記憶消失後,歷史才開始。 個人回憶包括交往記憶和文化記憶兩種: 交往記憶所包含的,是對剛剛逝去的過去的回憶。這是人們與同時代的人共同擁有的回憶。當那些將它實體化的承載者死亡之後,它便讓位給一種新的記憶。這種單純依靠個體的保障和交往體驗建立起來的回憶空間,按照《聖經》的觀點,可以在比如承擔某種罪責的三到四代人中延續。羅馬歷史學家塔西佗曾在其關於公元22年的《編年史》中提到了最後一批羅馬共和國親歷者的故去。八十年是一個邊界值。它的一半,即四十年,似乎意味着一個重要門檻。個人記憶之後,便進入文化記憶。也就是那些掌握了文化話語權的人開始介入歷史。 秦漢帝國體制的建立,統治者則強化文化認同和政治想象,這便進入了文化記憶的第三種形態。 所有關於口述歷史的研究都證實,即使在使用文字的社會中,活生生的回憶至多也只能回溯到八十年之前。然後是那些由教科書、紀念碑等所記載的資料,即通過官方傳承下來的資料,它們取代了起源神話的位置。文化記憶始終擁有專職承載者負責其傳承。這些人都掌握了知識。他們往往受命於當時的最高首領,為當時的政治服務。 秦漢帝國統治者不光篡改過去,還試圖修正未來。他們希望被後世憶起,於是將自己的功績鐫刻在紀念碑上,並保證這些功績被講述、歌頌、在紀念碑上稱為不朽或者至少被歸檔記錄。柯馬丁《秦始皇石刻早期中國的文本與儀式》,以李斯所撰七篇石刻文字為研究對象,比較此前的青銅文字,分析這些文字所體現出來的儀式感與莊重感,用以彰顯帝國的威權[2]。這個結論很有意義,很自然地會讓我們想到漢初唐山夫人《安世房中歌》十七章、武帝時期司馬相如《郊祀歌》十九章等創作背景。武帝時期設立樂府,組織七十人團隊演唱這些詩篇,聲勢浩大。梁代陸倕《石闕銘》、《新漏刻銘》等作品,甫一問世,就得到當時最高統治者的好評。這不是沒有緣由的。統治者就是想以回溯的方式和文人學者的歌頌方式,不斷地論證自己的合法性,並以前瞻的方式讓自己變得不朽。 早期文獻傳播的想象問題 綜上所述,從口傳到寫本的轉換過程中,那些吟遊詩人、祭司、教師、藝術家、官員、學者等充當著重要的角色。他們傳述歷史,有真實的依據,也有合乎情理的想象。這就與文學發生關係。可以說,歷史與文學,在早期的歷史中,就像一對孿生姐妹一樣,很難分開。 先說文學的想象。 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伊格爾頓在《批評家的任務》一書中指出,通過閱讀某些小說,你可以了解到成為阿根廷人是什麼感覺,因為你可能沒有足夠的錢或閑暇親自去那裡感受一下。可見,想象的財富倒是可以掩飾某種不足或貧乏的。這往往是心理補償的一種形式。對於浪漫主義思想來說亦是如此,想象是一種從內心設身處地理解他人的力量。它本身沒有立場,只有無止境地投入或挪用他人立場的能力,並在掌握住這些立場的當下予以超越,這就是濟慈所稱的負面才能。雖然它的價值不容置疑,我卻認為這個概念與殖民主義的出現這一史實有關。殖民者本身沒有立場或身份認同,他的立場和身份簡單地存在於參與所有其他人的身份認同的時候,甚至比了解自己更了解他人。因此美學中的這個最無私、最慷慨的概念也可能帶有某種被淹沒的暴力歷史的痕迹②特里伊格爾頓回答;馬修博蒙特提問,王傑、賈潔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11月版。)。 同樣是悲劇,文學的想象與歷史的想象更有不同。伊格爾頓將悲劇的想象歸結為五個方面: 一是悲劇給人想象的空間,是因為感到優越感和罪惡感。 二是悲劇給人想象的空間,是因為感到恐懼。 三是悲劇給人想象的空間,是因為滿足正義感和對秩序的憤怒。 四是悲劇給人想象的空間,是因為有施虐傾向和道德良心。我們想看人受難,這樣,通過伴隨他們一起受難,我們可以盡情享受受虐,但維持這種受虐意味着要讓他們繼續受難。這是一種施虐行為。 五是悲劇給人想象空間,是因為有愉悅功能。藝術本身有愉悅人的功能,不管怎樣,這也是快感的一個隱晦的來源。 再說歷史的想象。 康德《人類歷史起源臆測》:在歷史敘述的過程中,為了彌補文獻的不足而插入各種臆測,這是完全可以允許的;因為作為遠因的前奏與作為影響的後果,對我們之發掘中間的環節可以提供一條相當可靠的線索,使歷史的過渡得以為人理解。[3]這也許正是陳寅恪先生所說的,對於古人應抱有同情的理解。 文學想象與歷史想象的異同。 科林伍德《歷史的觀念》說,作為想象的作品,歷史學家的作品和小說家的作品並沒有不同。他們的不同之處是,歷史學家的畫面要力求真實。小說家只有單純的一項任務:要構造一幅一貫的畫面、一幅有意義的畫面。歷史學家則有雙重的任務:他不僅必須做到這一點,而且還必須構造一幅事物的畫面和事件的畫面。這就要求歷史研究與敘述有自己的方法與規則,而小說家或藝術家一般說來卻不受它們的約束[4]。 用更通俗的話說,文學的想象隱含在各種場面、各個事件的來龍去脈的描寫中。文學家的想象更多地傾向於個人化。而歷史的描繪不僅僅限於具體事件、宏大場景,還要挖掘事件背後的原因。有他的政治背景和文化背景,政治權利介入其中,帶有集體記憶的色彩。誠如《文化記憶》一書所論,記憶文化轉向了書寫文化。早期的文化書寫,受到文字載體的制約,通常以青銅、石刻、竹簡等為主要書寫形式。另外,就是組織形式的儀式和節日用詩的儀式的展演和集體成員的共同參與,鞏固成為一種集體的記憶。所以禮樂中國,更多地與政治相關。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 早期文獻傳播的各種可能 2014年9月,北京大學舉辦一次中美學者的雙邊研討會,普林斯頓大學柯馬丁教授提交了一篇《我怎樣研習先秦文本》,其他學者也提出了很有啟發性的見解,拓寬了我們對早期文獻傳播種種可能性的理解。綜合各位的論述,我想以下幾個方面值得我們思考: 一是早期文獻的來源非常複雜,所謂原始文獻的概念並不可靠。因為,新發現的早期文本,未必就一定更真實、更原始,更好於傳世文本。更不能簡單地用新發現的文本強制闡釋現存文本、乃至否定現存文本。 二是早期文獻的傳播途徑不一,就出現了文本互文性問題。所謂互文性,即同一個事件、同一個故事,在不同時期、不同文體之間,詳略不同。這種情形在秦漢以來的文獻中司空見慣。《呂氏春秋》、《淮南子》、《列女傳》、《新序》、《說苑》,乃至《西京雜記》等幾部文獻所載同一事件,其表述不同,譬如同樣是王昭君、毛延壽的故事,筆記和詩文的記載就各不相同。 三是即便同一本書,裡面的記載也可能前後矛盾。先秦諸子,如《商君書》、《管子》、《晏子春秋》、《荀子》、《韓非子》等,集部文獻如《詩經》、《楚辭》等,雖多有作者冠名,很難說是一個作者完成的。它們很可能是很多作者集合完成的作品。因此,對於早期文獻,我們不能簡單地說某種思想就是作者的思想,只能是一個時代,或者某一地區的思想。 四是要特別注意在政治、文化權力介入之後,托古改制,各種文獻有可能被遮蔽乃至被篡改的可能性。譬如早期的家學、私學,還有後來愈演愈烈的經今、古文學等,為了爭奪話語權而人為地製造各種所謂歷史文獻。兩漢之際的讖緯文獻,多是這個時期製造出來的。 五是因為早期文獻通常是口耳相傳,人們接觸這些文本的渠道通常不是通過閱讀,而是通過聆聽、觀望來實現。因此,我們對早期文獻的口頭傳播、表演性質就應格外重視。譬如早期的詩、賦,還有所謂街談巷議、道聽途說的小說等,多具有表演性質。中國文學源自口頭,在後來的發展過程中,又與圖像發生重要關聯。周秦漢唐時期的所謂圖書,就包括圖像與文字兩部分;如果只有文字而沒有圖像,則單稱為書。其中,有關山川神怪崇拜為內容的文獻,大多是圖與書相結合,如《山海經》。《山海經》本來配有山海圖,《山海經》是對山海圖的文字說明,陶淵明詩中就有流觀山海圖這樣的句子,郭璞注中亦指出了《山海經》與《山海圖》圖文並茂的特質。 王逸《楚辭章句》指出,屈原的《天問》原是因壁畫啟發而創作出來的。聯繫當時楚國高度發展的建築和繪畫藝術,我們有理由相信,王逸的解釋並非空穴來風。戰國時期類似屈原《天問》中的問天、升天圖像,是以各種形式廣泛出現的,比如1949年在長沙陳家大山楚墓中出土的龍鳳人物帛畫,1973年在長沙子彈庫楚墓中出土的人物御龍帛畫。前一幅表現龍鳳引導人的靈魂升天,後一幅則是人的靈魂乘龍升天。相當奇特的是,後圖中乘龍的男子,也是峨冠博帶,頗似後人描摹中的屈原本身形象。此畫為戰國中期所作,相當於屈原所處時期甚或更早。 這便是中國早期文獻在抄撰與流傳過程中變得異常複雜的深層次原因。惟其如此,其穩定性與可信度的矛盾無處可在。顯然,對於歷史的理解,不能根據局部細節否定整體,也不能相信整體而忽視細節問題,凡事都要具體分析。這應當成為我們理性地對待中國早期文獻所應持守的基本原則。 二、從鈔本文獻到定本文獻 從竹簡到紙張 早期文獻進入文字記載以來,也經歷着不同時期的變化,從青銅時代到簡帛的書寫,從殷商到秦漢之交,這個過程持續了一千多年。戰國到西漢時期的學術文化,主要是經殺青後的竹簡和絲帛記錄下來。1959年武威出土漢簡《儀禮》,每枚簡寬1厘米,長54厘米,可以書寫60到80字。一部《史記》五十餘萬字,得用十萬枚竹簡才能容納來下。《莊子》曰:惠施,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古人說學富五車,讀書廣博的意思。《史記滑稽列傳》載東方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然能勝之。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讀之二月乃盡。可見那個時候紙張似乎還未廣泛使用。儘管如此,在長安,書店似乎已經出現,至少,書籍作為流通之物已經出現。《漢書》記載,張安世曾隨同漢武帝巡視河東,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張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復購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說明當時已經有書籍流通,但也僅限於少數精英之間。 西漢後期,紙張出現,這種文化壟斷逐漸被打破。西漢時期已經有了紙張的實物[5],但顯然還非常稀少。宣帝時期著名文人路溫舒曾用蒲為紙作為書寫工具。《初學記》卷二十一文部紙載:古者以縑帛,依書長短,隨事截之,名曰幡紙,故其字從絲。貧者無之,或用蒲寫書,則路溫舒截蒲是也③。可見當時尚無紙張的使用,至少普通讀書人還接觸不到。 東漢章帝(76-88)時,紙張逐漸流行開來,且與簡帛並用。清水茂先生曾引《後漢書鄭范陳賈張傳》中的一條材料說明東漢中期紙簡併用的情形:肅宗立,降意儒術,特好《古文尚書》、《左氏傳》。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台。帝善逵說,使發出《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逵於是具條奏之曰:臣謹摘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紀綱。其餘同《公羊》者什有七八,或文簡小異,無害大體。書奏,帝嘉之,賜布五百匹,衣一襲,令逵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與簡紙經傳各一通。李註:竹簡及紙也。④《初學記》卷二十一引《先賢行狀》曰:延篤從唐溪季受《左傳》,欲寫本無紙。季以殘箋紙與之。篤以箋記紙不可寫,乃借本誦之。[6]這是東漢後期的情形,紙張還沒有普及到民間,但是,如上引這條材料,官府已經常用。至於東漢和帝元興元年(105年)蔡倫發明的蔡侯紙,因見載於《後漢書宦者傳》而廣為人知。當時已經出現了主管紙墨的官員。如《後漢書百官志》:守宮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御紙筆墨及尚書財用諸物及封泥。⑤從時間上看,與蔡倫奏上蔡侯紙大體相近。 漢魏之交,紙張逐漸流行。《初學記》又引魏武令曰:自今諸掾屬侍中別駕,常以月朔各進得失,紙書函封。主者朝常給紙函各一。[6]《三國志魏書文帝紀》注引胡沖《吳歷》曰:帝以素書所著《典論》及詩賦餉孫權,又以紙寫一通與張昭。[7]《典論》是曹丕特別看重的獨立撰寫的著作,故用紙張抄寫,作為禮品贈送。 西晉時期,紙張還多用於豪貴之家,因為左思《三都賦》問世後,主要是他們競相抄寫,洛陽為之紙貴。⑥(⑥當時紙張在民間應該還沒有廣泛使用,《後漢書列女傳》記載蔡琰應曹操之召而著書,自稱乞給紙筆,也可以說明這個問題。)唐修《晉書》載,陳壽死後,朝廷詔下河南尹、洛陽令,就家寫其書。[8]今天所能看到的《三國志》最早寫本就有東晉時期用黃紙抄寫的,顯然是官方本子⑦(⑦《太平御覽》卷六○五引桓玄:古無紙,故用簡,非主於敬也。今諸用簡者,皆以黃紙代之。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2724頁。按《舊唐書高宗下》:戊午,敕制比用白紙,多為蟲蠹,今後尚書省下諸司、州、縣,宜並用黃紙。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101頁。《雲仙散錄》卷九黃紙寫敕條載:貞觀中,太宗詔用麻紙寫敕詔。高宗以白紙多蟲蛀,尚書省頒下州縣,並用黃紙。中華書局1998年版,第119頁。這說明黃紙不易為蟲蠹。)。東漢中後期,隨着紙張的廣泛使用,文人閱讀、私人藏書、著書、傭書、賣書也就不再是少數人的專利。 文人學者的閱讀範圍日益拓寬。他們有機會接觸到各類典籍,既包括前代流傳下來的典籍,也包括同時代的創作。我們看《漢書》、《東觀漢記》、《後漢書》的傳記,那些傳主自幼好學的記載比比皆是,哪怕是出身寒微的人,也可以通過各種途徑閱讀書籍,譬如王充到書肆閱讀,匡衡穿壁引光讀書,就已成為熟典。 著述藏書之風 東漢以後的著述之風也甚囂塵上。亳州曹氏父子,著述頗多。曹丕《典論論文》說: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徐幹著《中論》,曹丕以為成一家之言,可為不朽。他自己親自組織編寫大型類書《皇覽》凡千餘篇。[7]蘭陵蕭氏父子,亦潛心著書。如蕭衍組織當時一流學者編寫《通史》⑧(⑧唐姚思廉:《梁書武帝紀》載:又造《通史》,躬制贊序,凡六百卷。唐魏徵等:《隋書經籍志》亦著錄:《通史》四百八十卷,梁武帝撰。起三皇,迄梁。又唐姚思廉:《梁書蕭子顯傳》載梁武帝語:我造《通史》,此書若成,眾史可廢。而據唐姚思廉:《梁書吳均傳》:尋有敕召見,使撰《通史》,起三皇,訖齊代,均草本紀、世家,功已畢,唯列傳未就。說明吳均是主要撰者。又唐姚思廉:《梁書簡文帝紀》載:所著《昭明太子傳》五卷,《諸王傳》三十卷,《禮大義》二十卷,《老子義》二十卷,《莊子義》二十卷,《長春義記》一百卷,《法寶聯璧》三百卷,並行於世焉。而據唐李延壽:《南史陸罩傳》:初,簡文在雍州,撰《法寶聯璧》,罩與群賢,並抄掇區分者數歲。中大通六年而書成,命湘東王為序。其作者有侍中國子祭酒南蘭陵蕭子顯等三十人,以比王象、劉邵之《皇覽》焉。湘東王之序仍見載於《廣弘明集》中,文後明確列出了編者的全部姓名。又據唐李延壽:《南史許懋傳》載:皇太子召與諸儒錄《長春義記》,說明《長春義記》亦非蕭綱所撰。又據蕭繹《金樓子著述篇》載,蕭繹的許多著作也出自門下之手。)。蕭綱組織三十多人編纂《法寶聯璧》三百卷⑨(⑨梁蕭綱:《法寶聯璧序》,載唐釋道宣撰:《廣弘明集》卷二十,第250251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蕭統的著述,歷來認為皆出己裁,不過百卷[9],蕭繹著有《金樓子》、《研神記》、《晉仙傳》、《繁華傳》、《玉子訣》、《奇字》、《辯林》、《碑集》、《食要》、《譜》、《補闕子》、《詩英》等二十三帙共一百九十五卷。這些漢魏六朝的著書情況,《隋書經籍志》有詳盡的記載。 與著述之風相關聯的就是藏書之盛。秦漢以來,長安、洛陽成立了很多藏書機構。東漢後期,董卓叛亂時,遷都長安,自辟雍、東觀、蘭台、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策文章,競共剖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為帷蓋,小乃製為縢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餘乘,道路艱遠,復棄其半矣。從長安之亂,一時焚盪,莫不泯盡焉⑩(⑩《漢書儒林傳序》。)。官方藏書,多有記載,自不必多說。私人藏書,也多有記載。如蔡邕的萬卷藏書,見載於《後漢書列女蔡琰傳》、《三國志王衛二劉傅傳》等文獻,其中蔡邕送給女兒蔡文姬的就有四千許卷,還有《博物志》卷六所記載的,蔡邕有書萬卷,漢末年載數車與王粲。張華藏書三十乘之多,也見於《晉書張華傳》記載。任昉於墳籍無所不見,家雖貧,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昉卒後,高祖使學士賀縱共沈約勘其書目,官所無者,就昉家取之[10]。沈約好墳籍,聚書至二萬卷,京師莫比[10]。阮孝緒隱居鍾山,著書二百五十餘卷,其中《七錄》最為著名。 六朝以來,寺院藏書亦豐。如劉勰居定林寺撰著彌綸古今的《文心雕龍》。僧佑也主要根據定林寺的藏書著《出三藏記集》及《弘明集》,這是現存最早的佛教目錄及論文集。又惠皎編著的《高僧傳》為現存最早的高僧傳記。至於道觀的藏書亦復不少。陸修靜整理眾經,制定新論,多得益於寺院道觀藏書,成為道教史中劃時代的歷史人物。翻檢《高僧傳》及《續高僧傳》,幾乎所有著名的高僧都有論著流傳。許多寺院遠離京城,那些高僧撰寫論著,倘若寺院里沒有豐富的藏書是很難想象的。 隨着著述、藏書的普及,圖書出版業也出現了萌芽。這就是職業抄手和書肆的出現。如班超隨母至洛陽,家貧,常為官傭書以供養。江南人王充家貧無書,常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闞澤家世農夫,至澤好學,居貧無資,常為人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既畢,誦讀亦遍。說明漢魏時期,都城已經有賣書的專門場所,也有職業抄手。文人求學讀書,較之匡衡時代,似乎更加便利。 紙張的推廣應用,對社會文化帶來的另一重要影響,就是催生了一批以紙張為材料擅長寫帖的書法家。漢靈帝光和元年,擅長書法者被任為鴻都門生,高第者升至郡守,從而在全社會形成了重視書法的風氣。從東漢末年至兩晉,中國古代書法出現了它的第一個黃金時期[11]。 學術的轉型 更重要的是,紙張的發明與流行,直接促使了當時學術文化的轉型。對此,我在《紙張的廣泛應用與漢魏經學的興衰》一文中有比較充分的論述,認為秦火之後,漢初學術主要是通過師徒間口傳心授的方式加以傳承。這在《漢書儒林傳》有明確的記載。從現存的資料看,經學家們所依據的五經文本,似乎差別不是很大,關鍵在一字差別之間如何解說。西漢時期,今文經學佔據着官方統治的地位,但是他們各執一端,解說往往差異很大。在沒有大量簡帛書籍傳播知識的情況下,弟子們對老師的師法、家法只能全盤照搬而別無選擇。謹守師法,努力保持原樣,就成為當時經生們所追求的目標。因此,師法與家法對於漢代學術而言,與其說是限制,不如說是經生們的自覺追求。各派之間要想維護自己的正統地位,就以家法與師法的傳承作為依據來證明自己淵源有自。顯然,這不僅僅是學術問題,更是政治話語權的問題。這當然已經遠遠超出學術範圍[12]。 隨着社會的穩定,民間藏書也陸續出現。這樣就形成了不同的文本,今文經學、古文經學由此分野。如果僅僅限於學術層面,經學的紛爭也許不會有後來那樣的影響。問題是,武帝以後,儒家學說被確定為主流意識形態,而今文經學則被立於學官,為官方所認可。為了維護這種學術霸主地位,今文經學自然通過各種方式打壓古文經學的發展空間。西漢末葉,古文經學逐漸壯大,今、古文經學之間開始形成對壘態勢,但此時的古文經學畢竟還處下風。 隨着紙張的廣泛使用,對於學術文化的直接影響,就是促使今、古文經學的地位逆轉。由於有眾多文獻可作比勘,今文經學支離其文、斷章取義的做法,也就逐漸失去其神聖的光環。在比較中,學者們逐漸感覺到今文經學中那種天人感應之說的虛妄,逐漸把他們的視野從朝廷轉向民間,傾向於實事求是的古文經學。於是,不同於以往的學術思潮浮現出來,在思想文化界出現一股離經叛道的潮流,或者說是異端思潮。從兩漢之際的桓譚《新論》,到東漢中後期的王充《論衡》、王符《潛夫論》以及仲長統《昌言》等,無不如此。如果我們細心梳理這些著作的資料來源,就會發現,有很多資料不見於今天存世的五經或者正史,或采自其他史籍。據此,他們還可以對神聖經典及其傳說提出質疑,匡惑正謬。這正說明當時的知識分子有了更多的閱讀選擇。而在先秦,這種情形是很難見到的。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馬融、鄭玄才有可能彙集眾籍、修舊起廢,完成漢代今古文經學的集大成工作。當所謂蔡倫紙發明的時候,一代文豪馬融已經二十五、六歲。《藝文類聚》卷三十一記載他的《與竇伯向書》,詳細地記載了當時書信往來時用紙寫字的情況:孟陵奴來,賜書,見手跡,歡喜何量,次於面也。書雖兩紙,紙八行,行七字,七八五十六字,百一十二言耳。[13]儘管這封書信的確切年代尚待考訂,但是馬融的時代,紙張已經在一定範圍內使用且有所推廣。馬融注釋群經,我們有理由相信,他所使用的應當是紙張。馬融出身於外戚家族,有錢有勢又有學問。可以肯定的是,這個時候的馬融所看到的儒學經典就已經不限於今文經學了。鄭玄自幼就博覽群書,遂成通人,與老師馬融一樣遍注群經。他們注釋群經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以古文經學為核心,又融入多家經說。特別是鄭玄的經注,不僅包含今古文經,還廣泛涉及東漢以來盛行的讖緯之學以及當時新興的道家學說等,統鑄鎔匯,不拘一格,成為當時一大文化景觀。 馬、鄭的經學注釋工作極大地加速了今古文經學的融合進程,今文經學的權威地位得以動搖,逐漸走向衰微,逐漸退出歷史舞台,而古文經學悄然從民間興起,逐漸走向學術文化的中心位置。晉代所立博士,與漢代十四博士已無傳承關係,似乎標誌着今文經學所引以為自豪的師法傳統走向終結。 三、從定本文獻到經典文獻 東漢後期到唐代雕版印刷出現之前這個歷史時期,也就是所謂鈔本的時代,集注前代著作,成為非常時髦的學問。《三國志》裴松之注、《世說新語》劉孝標註、《水經》酈道元注、《漢書》顏師古注、《後漢書》李賢注、《文選》李善注、《史記》三家注等等,可見這個時期,文獻尚未定型,各家之說紛呈。 雕版印刷發明之後,書籍成倍增長,取閱容易。尤其是北宋慶曆年間畢升發明了活字印刷,同時代的沈括《夢溪筆談》及時記錄下來,說這種印刷如果僅僅印三兩份文字,未必佔有優勢;如果印上千份,就非常神速了。一般用兩塊版,用一塊印刷時,在另外一塊上排字,一版印完,另一版已經排好字,就這樣輪番進行,真是革命性的發明。書多了,人們反而不再願意精讀,或者說沒有心思精讀了。讀書方式發生變化,作學問的方式也隨之發生了變化。就像紙張發明之後,過去為少數人壟斷的學術文化迅速為大眾所熟知,信口雌黃、大講天人合一的今文經學由此敗落。而雕版印刷術、尤其是活字印刷術的發明,也具有這種顛覆性的能量。朱熹說:漢時諸儒以經相授者,只是暗誦,所以記得牢。但隨着書籍的普及,過去那些靠賣弄學問而發跡的人逐漸失去讀者,也就失去了影響力。文字印本多,人不著心讀。人們也不再迷信權威,而更多地強調自己的感受和理解。宋人逐漸崇尚心解,強調性理之學。如何達到心解,途徑不同。朱熹認為人需要通過讀書治經,從聖人言論中發掘天理深意,而陸九淵則主張天理自在人心,無須外求,故曰古聖相傳只此心。淳熙二年,呂祖謙約請朱熹和陸九淵、陸九齡兄弟會於鵝湖寺。陸九淵作詩:簡易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三年後朱熹《鵝湖寺和陸子壽》: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只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就是針對陸九淵而言。當然參加這次聚會的朱亨道總結說:鵝湖之會,論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觀博覽而後歸之約,二陸之意欲先發明人之本心而後使之博覽。總的說來,陸氏兄弟處於主動一方,論辯有力,而朱熹則被動防禦,辯解無力。這種學風的變化固然有着深刻的思想文化背景,同時也與這種文字載體的變化密切相關。 朱熹的最大願望,就是對前代重要作品重新闡釋,強化其經典地位。他的《詩集傳》、《楚辭集注》、《周易本義》等,就是這種嘗試。不僅如此,他還到處講學,弘揚經典。一部二百多萬字的《朱子語錄》,就是他這種殫精竭慮的著作。 今天,我們又面臨著這種學術文化的轉型。 隨着信息革命的到來,不管你願意與否,我們都要經歷一個從紙質文本向電子文獻逐漸轉化的歷史階段。在紙質文化時代,文化話語權還主要掌握在少數所謂文化精英手中。而今,隨着網絡的普及,這種文化特權被迅速瓦解,大眾也可以通過網絡分享部分話語權力。因此,他們不再願意聽從那些所謂精英們的啟蒙與教誨,而是要充分表達自己的意願。 網絡文化強烈地衝擊着傳統的紙質文化。美國哈羅德布魯姆著,江寧康譯《西方正典》中文版序介紹說,2002年,美國曾舉辦一場電子書籍研討會,有學者幽默地把這次研討會界定為下載或死亡。這個論斷是否符合實際姑且不論,一個基本事實是,以信息技術為核心的文化轉型已經勢不可擋[14]。 朱熹面臨的問題再次擺在我們面前:當今時代,如何看待經典,如何閱讀經典,這是一個歷久彌新的老話題、新問題。 四、研究鈔本時代經典文獻的基本途徑 文獻整理是基礎 這句話任何人都會說,只要下苦功夫,也不難做到。到目前為止,文獻整理,尤其是大規模的集成性的文獻整理,依然有着廣闊的發展空間。我在《續修四庫全書補編》一文中,從八個方面論證了編纂《續修四庫全書補編》的設想(我在《人民政協報》2012年2月20日發表《走近經典的途徑》對此有所論述。《新華文摘》2012年第9期全文轉載,可以參看。).另外,結合自己從事的《文選舊注輯存》談到這個問題的甘苦。我們從事文獻整理工作,最引以為自豪的,就是原始整理文獻的客觀性((參見拙文《續修四庫全書補編芻議》,《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2003年4期)。後現代主義極力否認客觀性這種主張,並且指出,儘管歷史研究有其方法的合理性,而在歷史研究之外的政治利益、語言假定和文化意義標準等,歷史的解釋卻對它們有一種根本的依賴。 理論探索是目標 梁啟超說,廣義的歷史學,就是文獻學。不論是歷史學,還是文獻學,都與歷史文獻有關,有沒有理論問題?回答當然是肯定的。我曾在《段玉裁捲入的兩次學術論爭及其他》一文指出,段玉裁與顧千里之爭的背後,就是學術理念問題,或者更根本一點說,是學術研究的最終目的問題。 科林伍德《歷史的觀念》認為,史料不是史學,史學是要建築一座大廈,而史料則是建築這座大廈的磚瓦;建築材料無論有多麼多,都是為了建築物本身。史實的堆積和史料的考證,充其量也只是一部流水帳。要了解這部流水賬的意義,則有賴于思想。只有通過思想,歷史才能從一堆枯燥無生命的原材料中形成一個有血有肉的生命。只有透過物質的遺迹步入精神生活的堂奧,才能產生珍貴的史學(參見拙文《關於文選舊注的整理問題》,《中國典籍與文化》2012年第1期。何兆武《歷史的觀點》譯者序。該書為英國學者柯林武德著,何兆武、張文傑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頁。)。 通常來說,大多數歷史學家、文學史家都贊同研究的目的不僅僅是材料的整理,還要關注材料背後所折射出來的思想意識、歷史規律。 這便又分為兩派: 一是重點關注思想意識。柯林武德認為,歷史科學和自然科學同屬科學,因而都基於事實;但作為兩者對象的事實,其性質卻大不相同。他說:一切科學都基於事實。自然科學是基於由觀察與實驗所肯定的自然事實;心靈科學則是基於反思所肯定的心靈事實。兩者的不同就在於,對科學來說,自然永遠僅僅是現象,但歷史事件卻並非僅僅是現象、僅僅是觀察的對象,而是要求史學必須看透它並且辨析出其中的思想來。[4]自然現象僅僅是現象,它的背後並沒有思想,歷史現象則不僅僅是現象,它的背後還有思想。而思想者,是更重要的。每一樁歷史事件都是人的產物,是人的思想的產物。所以,不通過人的思想就無由加以理解或說明。要了解前人,最重要的就是要了解前人的想法,只有了解了歷史事實背後的思想,才能算是真正了解了歷史。 二是核心探索歷史規律。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觀點認為,人類的歷史經歷着由低級到高級的轉變,推動這種變革是背後的經濟因素。從這樣的觀點出發,歷史的發展有其不可否定的歷史規律性。美國著名歷史學家詹姆斯哈威魯濱孫《新史學》也認為,歷史的範圍非常之大,歷史的功效,主要是為了了解我們自己以及人類的問題和前景。歷史可以滿足我們的幻想,可以滿足我們急切的或閑散的好奇心,也可以檢驗我們的記憶力。但是歷史還有一件應做而尚未做到的事情,那就是它可以幫助我們了解我們自己、我們的同類,以及人類的種種問題和前景。這是歷史最主要的功用,但一般人們所最忽略的恰恰就是歷史所產生的這種最大效用。[15]而英國學者波普爾則反對這種經典看法。他認為:知識的增長不能預測,人類歷史的未來也無法預測。舉凡歷史的確定性、社會發展規律,都是子虛烏有的東西。 中西方學者學術方法的異同 強調文獻積累研究,注重思想文化闡釋,兩大派別。不僅如此,其實還有一種更大的差異,即中西方學者在學術方法、學術理念方面,也存在着比較明顯的不同。 1.演繹推理與歸納整理:西方學者通過演繹推理的方式,用細節去重構歷史;中國學者通過歸納整理的方式,從整體去印證歷史。更重要的是,中國學術界對於秦漢以來的學術傳承非常重視,但是又受到制約,將他們的記載當作不容置疑的憑證,在他們記載的基礎上研究歷史。 2.批評態度與尊崇心理:西方學者首先是批評,從否定開始;中國學者首先是尊崇,從理解開始。理解是因為相信,所以才有同情的理解。 3.問題意識與專業意識:西方學者沒有狹隘的專業意識,遇到什麼問題就研究什麼;中國學者有着強烈的專業情懷。 4.探索精神與實用主義:西方學者重在探索的樂趣;而中國學者則更重在實用主義,如學位體、項目體等。主流意識則強調現實關懷,對於那些瑣碎的問題不屑一顧,視之為裹腳布式的研究。 我想在各種差異上最大限度地尋求某種共識,而文本細讀則是一個有效的途徑。 文本細讀是途徑 中西方都強調文本細讀的重要性。上世紀英美新批評派把文本細讀作為一種理論主張提出來,強調以語義分析作為詩歌批評的最基本方法,意在摒棄空洞的文學外部研究,要求回歸文本並立足文本,影響頗大。中國文學研究界向來重視文本的細讀,強調細讀的前提是要校訂異同、寔正文字,獲取較為可靠的文本。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序》說:欲讀書必先精校書。校之未精而遽讀,恐讀亦多誤矣。[16]對於細讀的理解,中西方確實還有不少差異。但求同存異,我們欣喜地看到,當代研究確已突破了長期以來圍繞着理論探討和文獻考訂孰輕孰重的無謂爭執,都強調了文本細讀的重要性。文本細讀需要有文獻的強大支撐。而細讀的目的,還是為了解讀文本背後的深邃思想。在這裡,文本細讀、文獻考訂、理論思索,三者找到了最佳的結合點,這,或許也可以成為當代唐前文獻研究界的基本共識。 [1](德)揚阿斯曼.文化記憶早期高級文化中的文字、回憶和政治身份[M].金壽福,黃曉晨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本文引用:1] [2](美)柯馬丁.秦始皇石刻早期中國的文本與儀式[M].劉倩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本文引用:1] [3](德)康德.歷史理性批判文集[M].何兆武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59.[本文引用:1] [4](英)R.C.柯林武德.歷史的觀點[M].何兆武,張文傑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279.[本文引用:2] [5](日)清水茂.紙的發明與後漢的學風[A].清水茂漢學論集[C].北京:中華書局,2003.24.[本文引用:1] [6]初學記(卷二十一)[M].北京:中華書局,1962.517.[本文引用:2] [7]三國志(卷二)[M].北京:中華書局,1982.89.[本文引用:2] [8]陳壽傳[A].晉書壽傳[A].晉書[C].北京:中華書局,1974.2138.[本文引用:1] [9](明)胡應麟.詩藪(外編,卷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159.[本文引用:1] [10](唐)姚思廉.任昉傳[A].梁書(卷十四,第一冊)[C].北京:中華書局,1973.254.[本文引用:2] [11]勞榦.中國文字之特質及其發展[A].古代中國的歷史與文化[C].北京:中華書局,2006.552.[本文引用:1][12]劉躍進.紙張的廣泛應用與漢魏經學的興衰[J].學術論壇,2008,(9).[本文引用:1] [13]藝文類聚(卷三十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560.[本文引用:1] [14](美)哈羅德布魯姆.西方正典[M].江寧康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4.[本文引用:1] [15](美)詹姆斯哈威魯濱孫.新史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9.15.[本文引用:1] [16]王鳴盛.十七史商榷[M].北京:中國書店,1987.2.[本文引用:1]

余講學隴上,兼授國立蘭州大學、西北師範學院兩校課。為文、史兩系講《校讎學》及《國學概論》既畢,諸生好學者請問今後應讀何書,書以何本為善。因略舉必讀之書及下手工夫所宜講求之事,相與勖勵。但取淺易可行,俾能循序漸進。乃述所語成《初學求書簡目》以授之。諸生皆已肄業大學,而以《初學》標目,非輕慢之也,實以遠大期待之也。諸生雖已入上庠,習專業,然語乎學問之大,固猶初學耳。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姑以初學自處,則虛中能受,孜孜以求,鍥而不捨,持之以恆,其必厎於大成無疑也。志學之士,其勉乎哉!

一九四七年十月六日舜徽記

目錄:

〇 識字

--字形

--字音

--字義

〇 讀文

一、經傳

附:研究經傳必須涉覽之書

--音讀訓詁

--經解

--源流得失

二、史籍

附:研究史學必須涉覽之書

--史評

--史考

--綜合論述

--新編通史

三、百家言

--漢魏六朝諸子

--近人通論之書

四、詩文集

--總集專集

--詩文評

五、綜合論述

--筆記

--書目

--辨偽之書

--新出概論

初學求書簡目

張舜徽

舉列書目,不尚繁多。但取其切要而初學可通者,略示入門之蹊徑而已。書之易得者,不復注明版本。讀書以識字為先,學文以多讀為本。必於二者深造有得,而後可以理解群書。故曉示門徑,以斯二者居首。

識字

下筆為文,可用今字今義,閱讀書籍,必識古字古義。士而有志習本國文史,則日接於目者,皆古書也。苟不識其文字,何由通其語意?故讀書必以識字為先。古人稱文字學為“小學”,意即在此,謂幼童入學,首在識字也。文字有形、有音、有義,分之則為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合之則可統於一。初學從事於此,可閱讀以下諸書:

《文字蒙求》四卷,清王筠撰,石印本

此書從《說文解字》中纂錄象形、指事、會意、形聲(形聲字中,僅收四種),凡二千四十四文。原以啟發童蒙,實則已成為讀《說文》者先路之導。王氏于每文之下,釋以淺語。初學得此,可引起識字之興趣。

《說文解字》十五卷,漢許慎撰,商務印書館摹印大徐本

閱《文字蒙求》後,可依其義例,取大徐本《說文》細讀一過,分類輯錄,使九千余文形、聲、義了然於心。形聲字為數太多,可以聲為綱,將同從一聲之字,比敘並列,可悟聲中寓義之旨。

《說文解字注》三十卷,清段玉裁注,崇文書局本,石印本

將《說文》分類抄錄一過以後再看此書,比較易懂。段注精到處,全在發凡起例;其武斷改字處,多不可從。

《說文釋例》二十卷,清王筠撰,原刻本,世界書局石印本

此書為王氏精心之作,融會貫通,自抒所得,多精到語。王氏又有《說文句讀》三十卷,乃刪取段氏《注》、桂氏《義證》而成,成書在《釋例》之後,不及《釋例》之精。

《說文古籀補》十四卷,《附錄》一卷,清末吳大澄撰,光緒十年寫刻本,點石齋石印小本

《字說》一卷,吳大澄撰,寫刻本,翻刻本

吳氏以前,固有取銅器刻辭中之單字以上證《說文》者,然著為專書以補許書者之遺,則自吳氏始。其《字說》乃專據金文以考證古文字,篇幅雖簡,精義頗多,足以啟悟初學。《古籀補》有丁佛言、強運開補輯之書,茲不一一舉例。

《契文舉例》二卷,清末孫詒讓撰,蟫隱廬石印本

《名原》二卷,孫詒讓撰,光緒三十一年刊本,千頃堂書局翻印本

孫氏于金文、甲文均有研究。《契文舉例》一書,為我國學者有甲骨文字專著之始。又曾摭拾銅器遺文與甲骨刻辭證說古文字之形體,述為《名原》,乃我國學者用甲文考證古代文字之始。金文、甲文之學,今已蔚為大國。自羅振玉、王國維以下,作者日多,述造益富,考證之功,後來居上。其書既豐,不可遍舉。今但稱列吳、孫二家,既以明先賢提倡之功不可沒,復由篇卷短簡,可為守約之助耳。初學循茲階梯,進而求諸後起之書,必深入而不欲出矣。研繹金文、甲文之後,始知字形之學,不可專據《說文》,廓然有以自廣也。然初學必須精熟《說文》,而後有分析遠古文字結構之識力。所以研究金文、甲文,必在精讀《說文》之後,方能有下手處。為學貴能循序漸進,不可躐等,初學尤宜從基本上用功,切戒淺嘗浮慕,虛鶩高遠。

以上字形

《廣韻》五卷,宋陳彭年等重修,商務印書館印本

是書為古今音總匯,學者所宜詳究。隋陸法言《切韻》即在其中,但由於後人增加字多,不易區辨耳。《說文》每篆末所用反切,乃徐鉉據孫愐《唐韻》補入,與《切韻》《廣韻》均有不同。

《音學辨微》一卷,《四聲切韻表》一卷,清江永撰,四川刻本

江氏音學湛深,而尤精於審聲。此二者著墨不多,實為初學階梯。必由此入門,方能於審聲辨音,有所解悟。

《切韻考》六卷,《外篇》三卷,清陳灃撰,四川刻本

陳氏研究《廣韻》,至為精邃。嘗據反切上字四百五十二字彼此系聯,共得四十聲類,在聲韻學上貢獻極大。《切韻考》卷六及《外篇》卷三,通論古今音韻源流得失,自抒心得,多精到語。

《說音》一卷,近人江謙撰,中華書局印本

江氏重視雙聲之為用,此書發明極多,曉示學者循聲求義之法,最為切要。嘗謂“解形、聲、義,通聲為本”,確為不易之論。

研究字音之學,以審聲為亟。至於考證古韻部居,又在其後。考明古韻,宋明學者已開其端,至清乃臻極盛。自顧炎武、江永、戴震、段玉裁、王念孫、孔廣森、江有誥,下逮近代章炳麟、黃侃,皆號名家。分部雖有不同,要歸於古疏今密。諸家著述俱在,卷帙浩繁,非初學所能卒讀,如不得已,可取清代夏炘《古韻表集說》(北京大學出版部有排印本)一觀,再參以近人音論之書,便可知其梗概。近人專論音學著述,茲亦稱列數種如下:

《古雙聲說》《娘日二紐歸泥說》,章炳麟撰,載《國故論衡》卷上

《音略》《聲韻略說》《聲韻通例》,黃侃撰,載《 黃季剛先生遺著專號》

《文字學音篇》,錢玄同撰,北京大學出版部排印本

《中國聲韻學通論》,林尹撰,中華書局印本

黃、錢並為章氏弟子,又以聲韻學施教于各大學有年,影響最大。林為後起,兼問學于黃、錢,於聲韻講求亦精。其書條理清晰,最便初學。

以上字音

《爾雅義疏》,清郝懿行,同治四年重刊本,商務印書館排印本

《爾雅》一書雖列入十三經,其實乃漢初學者裒集經師傅注而成,為訓詁之淵藪。清乾嘉時,邵晉涵撰《爾雅正義》,在郝疏前,其書甚精,可與郝《疏》並行。近世陳玉澍有《爾雅釋例》五卷(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排印本),可以參考。

《小爾雅訓纂》五卷,《附考》一卷,清宋翔鳳撰,廣州刻本

《小爾雅》補《爾雅》之所未備,續加裒集,為十三篇。清儒理董是書,尚有胡承珙之《義證》、王煦之《疏》、葛其仁之《疏證》。葛書最下,宋書較翔實。

《方言箋疏》十三卷,清錢繹撰,廣雅書局刻本

揚雄《方言》亦訓詁之宗。錢氏疏證是書,由聲轉以明故訓,在《方言》注說中為善本。

《釋名疏證補》八卷,清末王先謙撰,湖南思賢講舍刻本

劉熙《釋名》專主聲訓,以聲音之理,解說萬物得名之由,語多精諦。王氏以畢沅《疏證》為底本,用集解體例,彙萃眾說,並附己見,撰為是書,亦甚翔實。

《廣雅疏證》十卷,《博雅音》一卷,清王念孫撰,淮南書局本

魏張揖續裒傳注,欲以廣《爾雅》之所未及,故名《廣雅》。王氏疏證是書,至為精博。用古聲通轉之理貫穿故訓,捨其自定古韻二十一部之說,絕口不談,而惟以雙聲說字。所以啟示治訓詁學之途徑,最為明切。隋代避煬帝諱,改《廣雅》為《博雅》,曹憲作《博雅音》,王氏校定其書,附刊己作後。

《釋大》八篇,王念孫撰,高郵王氏遺書本,渭南嚴氏單刻本

王氏以雙聲之理貫穿故訓,而訓詁之學大明。又曾以守溫字母為綱,類輯同義之字而系聯之。初取凡字之有大義者依所隸字母加以匯釋,撰成《釋大》。今可見者,僅存牙、喉八母字八篇。上虞羅氏得其稿本,即刊入《高郵王氏遺書》以廣其傳。此雖為未完之書,而條例具在,學者可由此領悟雙聲之為用,至大至廣,乃證明字義之康莊大道也。

以上字義

讀文

文與學本不可離。清儒焦循嘗謂“文非學無本,學非文不宣”,此真千古名言!嘗見讀書甚多,人皆稱之為書簏者,而不能下筆為文,偶書箋啟,亦辭句艱澀,至有文理不通者,眾莫不譏訕之,而其人亦自引為終身憾事。此由少時讀文不多,無所取則,故吐辭不能自達其意也。昔人言文章之事,不外神、理、氣、味、格、律、聲、色八字。後四字尚可由講求得之;至於前四字,非可以語言形容,雖在父兄,不能移其子弟,全賴誦習前人文辭,優柔厭飫,以取揣摩之益。昔揚雄以善賦名,或問何以臻此,雄答以熟讀千首賦,則自能之矣。可知為文之功,貴在多讀。初學誦習古人文辭,宜自近代始。由明清至唐宋,然後及乎漢魏六朝,以上溯周秦。庶乎由淺入深,自近及遠,有自得之樂。大抵唐宋以來文辭,明白宣暢,無不達之情,無難解之句。初學讀之,自可舒展其氣,以發為辭能達意之文。古今選輯古文者甚多,初學可采用下列諸家選本:

《古文辭類纂》七十四卷,清姚鼐選編,木刻本,商務印書館排印本

《續古文辭類纂》三十四卷,清末王先謙選編,商務本

姚氏纂古文辭,分為論辨、序跋、奏議、書說、贈序、詔令、傳狀、碑誌、雜記、箴銘、頌贊、辭賦、哀祭等十三類,選錄自周末至清初之文凡七百餘篇,但有圈點,不加評定。王氏沿其體例,補選清代三十九家之文,編為《續編》。初學誦習古人文辭,可由此溯流而上。

《經史百家雜抄》二十六卷,《簡編》二卷,清曾國藩選,商務本

曾氏分古文辭為十一類,與姚氏分類有分合異同,而以著述、告語、記載三門統之。選錄文辭,博及經史。篇幅較姚選為富,而卷數轉少,一卷之中,所包者多耳。曾氏又別選其中精要之文四十八篇,以備朝夕吟誦,名為《經史百家簡編》,乃守約之本也。

姚、曾兩家選本,皆不評點文法,俾讀者能自知其工妙。此是大家路數,與村塾所用選本如《古文觀止》《古文析義》《古文筆法百篇》之類以推敲字句相尚者,迥然不同。二者相較,直有雅俗之分,學者宜知其高下也。姚、曾二家選本誦習之外,可進求清代李兆洛《駢體文鈔》,梁代蕭統《文選》讀之,以略窺古今文辭之變。初學但求能為明白宣暢、辭能達意之文,不必規仿詞藻華麗、不切實用之文。然于古今文章流別、得失高下,不可不知。

右列識字、讀文二端,乃有志讀書者之基本功。必辨識古字,而後能開卷讀書;必文筆條達,而後能自抒所得。加以多誦明暢之文,使思路清楚,亦有助於理解古籍,故讀文之事,尤不可緩。二端舉矣,乃進而閱讀經、史、子、集四部之書,循序漸進,必日起有功也。應讀之書,類列於後:

一、經傳

昔人綜舉六藝,有所謂“五經”、“六經”、“九經”、“十三經”諸名目。今日讀書,不必為其所限。有列在十三經而不必即讀者,如《儀禮》《公羊傳》《榖梁傳》是也;有未入十三經而不可讀者,如《國語》《逸周書》《大戴禮記》是也。必破此舊界,而後能推廓治學範圍。經傳中最重要者,則有:

《詩》三百篇

此是兩周詩歌選集,實存三百五篇。可從其中考見政治得失、民間疾苦,不徒為文學之宗而已。漢人注釋,有毛《傳》鄭《箋》;宋人注解,以朱熹《詩集傳》為善。

《尚書》二十八篇

今通行本《尚書》有五十八篇,其中惟二十八篇比較真實可信,餘皆後出偽品,清代學者考論明晰,已成定論。清末吳汝綸有二十八篇寫定本,可以采用。誦習時可取《史記•五帝本紀》《夏》《殷》《周本紀》對校讀之。近代姚永朴有《尚書誼略》,今人楊筠如有《尚書覈詁》均可參考。

《逸周書》五十九篇,並序為六十篇

本稱《周書》,“逸”字後人所加也。舊有七十一篇,著錄於《漢書•藝文志》。班氏自注云“周史記”。顏《注》引劉向云:“周時誥誓號令也,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也。”其中如《克殷》《世俘》諸篇,足以補正《尚書》。清儒研究此書者甚多,以朱右曾《周書集訓校釋》為善。有崇文書局刻本,又最易得。

《左傳》三十卷

此據著錄於《漢書•藝文志》之卷數,指原書也。後世為之注或疏者多定為六十卷,由注說增豐耳。《春秋》是魯史舊名,記載從魯隱公元年到魯哀公十四年,凡二百四十二年史事,文辭簡略,全賴《左傳》詳述史實,補充其內容。行文亦條達暢利,在敘記文字中勘稱上乘。初學可以杜《注》為讀本,兼看孔《疏》,自能理解其義。

《國語》二十一卷

此書與《左傳》相表裏,多載春秋列國言論,國別為書,故名《國語》。記載斷限,與《左傳》同止于智伯之亡。昔人稱《左傳》為《春秋內傳》,《國語》為《外傳》,明其可以並行也。三國時韋昭為此書作解,近人吳曾祺撰《國語韋解補正》,可采用。

《禮記》四十九篇

此即唐人所修《五經正義》中之《禮記》也。古人稱解禮之文為記。《漢志•六藝略•禮類》著錄《記》百三十一篇,班氏自注云:“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漢世傳《禮記》者,有戴德及其侄聖,各有選輯之本。此四十九篇即聖所傳,故又稱《小戴禮記》。其中除解禮之外,多論列倫理政治之篇章,《大學》《中庸》即其中之二篇。唐初列《禮記》入五經,所以重之也。漢有鄭玄《注》,唐有孔穎達《疏》,最為翔實。清代朱彬《禮記訓纂》,簡約可用。

《大戴禮記》三十九篇

此漢人戴德所傳,原有八十五篇,亡佚過半,今存者止此數。其中保存遠古遺文不少,《夏小正》其一也。《曾子》十篇,亦甚精醇。《本命》《易本命》諸篇,更涉及天地造化之理。其他有關倫理政治之論文,價值不在《小戴禮記》下。北周盧辯曾為此書作注,然甚簡略。清代孔廣森所撰《補注》、王聘珍所撰《解詁》,均勝舊注。

《論語》二十篇

此乃孔門弟子所記孔子之言行錄,所載以問答之語為多,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孔子既歿,弟子各出所錄,刪除復重,纂為是編,實後人研究孔子思想之重要依據。至其所言立身行己之道,有歷久遠而不可易者,猶可學於古訓以為今用也。通常所用注本,為朱熹《集注》,可參看清人劉寶楠《論語正義》。

《孟子》七篇

此亦門人弟子所記,為研究孟子思想之唯一依據。文章亦恣肆奔放,無不達之情。敍事之文,以《左傳》為美;說理之文,以《孟子》為高。初學熟誦其文,亦大有裨於屬辭也。惟其中言心、言性之語,多為宋明理學家所傳會,清儒戴震作《孟子字義疏證》及《原善》以正之,學者可究心焉。注本除朱熹《集注》外,宜參看清代焦循《孟子正義》。

《周易》十二篇

經文原止上下二篇。益以《彖》《象》《系辭》,各分上下,再加《文言》《說卦》《序卦》《雜卦》等四篇,故共十二篇,實《漢志》舊題也。此乃我國古代闡明事物變化原理之書,其道周普,無所不包,故稱《周易》,亦簡稱《易》。“易”是“變化之總名,改換之殊稱”,《周易正義》已詳言之。初學雖苦其辭奧衍難究,然不可不誦習其書,但可置於誦習其他經傳之後,以求易於理解、能通其意也。注本可用程頤《易傳》。

《周禮》六篇

此書原名《周官》,是戰國時人裒集列邦設官分職制度,編為一部有系統之官制彙編。由於取材非一地,故彼此多牴牾。一部官制彙編而名為《周禮》,周乃周普、周備之意,禮謂制度也。昔人以周代禮制目之,故尊之者謂為周公致太平之跡,黜之者目為劉歆偽造之書,互相攻詆,爭論不休,而其實皆非也。必明乎斯旨,而後能知《周禮》一書之實質與作用。其中保存古器物、古文字尚多,可資參考,學者所宜籀繹。清末孫詒讓所為《周禮正義》甚精博,遠勝舊疏。

附:研究經傳必須涉覽之書

《經典釋文》,唐陸德明撰,四部叢刊本

《經籍纂詁》,清阮元主編,世界書局縮印本

以上音讀訓詁

《十三經注疏》,阮元刻本,附校勘記,石印本,世界書局縮印本

《清經解》,阮氏輯刻

《清經解續編》,王先謙輯刻,石印本

以上經解

此類書卷帙浩繁,初學不必求木刻大本,但得石印小本即可。無力購取者,可從圖書館借閱。

《經學通論》《經學歷史》,清末皮錫瑞撰,商務印書館本

《經學通誥》,清末葉德輝撰,湖南教育會排印本

《經學教科書》,近人劉師培撰,劉申叔先生遺書本

《經學略說》,近人章炳麟撰,章氏國學講習會印本

以上源流得失

二、史籍

史主記事,古今治亂與衰、典章制度、人物高下、政教得失悉在焉。士必讀史,而後能增益學識,開拓心胸,非特“多識前言往行”而已。宋代言道學者,謂讀史使人心粗,非也。史籍浩繁,初學可取其常見而必讀者覽之,自可益人意智。其他開創體例之書,亦當知其內容,便於尋檢事目。茲並舉其要者如次:

《史記》一百三十卷

《漢書》一百卷

《後漢書》一百二十卷,范氏原書九十卷,益以《後漢書》八志三十卷

《三國志》六十五卷

此四史皆須通讀,《史記》《漢書》中保存論政論學之文及辭賦甚多,在我國未出現文集以前,此無異于文辭總集。且馬、班皆以文學名世,讀其書可學其文。《漢書》十志,尤為精要,學者所宜詳究。《後漢書》《三國志》行文亦甚雅潔,誦習既久,自有益於修辭用字之功也。初學且耐心精讀四史,所得必多。至於通觀全史,又在其後。四史刻本甚多,易於覓取。凡易得之書,例不注明版本,下皆仿此。

《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

此書上起戰國,下終五代。貫穿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史事,刪繁存簡,勒為一編。草創之始,雖有劉恕、劉攽、范祖禹分任纂輯史料,裒為長編;而刪訂潤色,悉由司馬光一人總其成。例如南北朝史實,紛亂難理,司馬光筆削之後,條理分明;唐紀長編原為六百卷,司馬光刪定為八十卷。此非有大識力、大魄毅,而能運之以大手筆,絕不能辦此。宜其編成之書,為當時及後人所嘆服也。初學於此書,必須通讀。胡三省《注》甚精博,亦須細心究覽。如欲考知五代以後史事,可覽畢沅《續資治通鑒》及陳鶴《明紀》。

《文獻通考》三百四十八卷

宋末馬端臨依仿唐杜佑《通典》體例,推廣其門類,補充其內容,纂成詳考典章制度之專書,分為二十四門。如欲探尋典制沿革,一檢即得。此與專詳治亂與衰之《資治通鑒》可以相輔而行。清代續修之《續文獻通考》及《清朝文獻通考》,可以檢尋宋以下各朝典制。

《通監紀事本末》四十二卷

南宋袁樞,以每事為起訖,將《資治通鑒》改編為二百三十九事,每事自具首尾,便於尋覽,學者稱便。此例一開,遂為史籍辟一新徑,紀傳、編年之外,又有紀事本末體矣。效其體而從事纂述者,明陳邦瞻有《宋史、元史紀事本末》,清谷應泰有《明史紀事本末》,黃鴻壽有《清史紀事本末》,高士奇有《左傳紀事本末》,李銘漢有《續資治通鑒紀事本末》。其書甚多,雖不能遍覽,然當知其體例,以便檢尋史事。

《唐會要》一百卷

《五代會要》三十卷

會要是專詳一代典章制度之書,宋初王溥作《唐、五代會要》,實創此體。以其斷代為書,於一代典制稽考獨詳,自可補正史及《通典》《通考》之缺漏而檢尋為便。沿其體而纂述者,南宋徐天麟有《西漢會要》《東漢會要》,清代孫楷有《秦會要》,楊晨有《三國會要》,龍文彬有《明會要》。至於官修之書,則稱會典,明清以來始盛,其例實導源于《大唐六典》,與會要復異,史料價值不大。

《華陽國志》十二卷

此乃我國古代之地方誌也。東晉常璩記述自遠古至東晉永和三年有關今漢中、四川及雲、貴等地風土人物,撰為是書,創後世地方誌之體例。古代方志保存至今者,以此書為最早而最完好。其中所載史實,有時可補正史之缺。例如《三國志•諸葛亮傳》載南征之事甚簡略,僅寥寥二十字,而此書《南中志》乃有數百字之詳細記錄。可知地方誌之為用至弘,必加重視。揭斯一例,可概其餘。《四部叢刊》《四部備要》皆有此書。

《高僧傳》十四卷

此乃我國古代佛教傳記也。南朝梁釋慧皎纂集漢魏六朝名僧行事,分為十門,述為類傳。自後漢至唐初,共正傳二百五十七人,附見者二百餘人。唐釋道宣效其體撰《續高僧傳》,宋釋贊甯撰《宋高僧傳》,明代沙門如惺撰《明高僧傳》。此種傳記,為研究宗教源流者必須參考。

《疇人傳》四十六卷

此即我國古代科學家傳記也。清代阮元編述是書,而尤致詳於天文算法之發明。其後羅士琳有《續編》,諸可寶有《三編》,華世芳有《近代疇人著述記》,商務印書館印本均附刊在後,甚便檢尋。

《四朝學案》

此即宋元以來學術史也。世界書局合印黃宗義之《宋元學案》《明儒學案》,江藩之《漢學師承記》《宋學淵源記》,唐監之《清朝學案小識》以成此書。初學欲知四朝學術流別,自可涉覽。

《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近代梁啟超著此二書,實為清代學術之總結。清代學術,成就巨大,唐鑑所撰《學案小識》,徐世昌所編《清儒學案》,皆不足以明一代學術之盛。梁氏於清代學術流別剖析最詳,可從其中取得治學途徑與方法。

附:研究史學必須涉覽之書

《史通》,唐劉知幾撰,世界書局印本

《通志總序》,宋鄭樵撰,在通志卷首或坊刻三通序中

《文史通義》,清章學誠撰,世界書局與《史通》合印成冊

此三書為史評要籍。於古代史書義例源流,剖析既明,且又各抒己見,讀之可增廣識力,初學必須詳究。

以上史評

《廿二史劄記》,清趙翼撰,世界書局印本

《廿二山考異》,清錢大昕撰,潛研堂刻本,叢書集成本

《十七史商榷》,清王鳴盛撰,廣雅書局本,叢書集成本

清代學者校理全史,以此三家用力最勤。錢、王主于考證,趙則綜合論事,各有所長,可取有關部分參考之。

以上史考

《中國歷史研究法》,又《補編》,梁啟超撰,商務印書館印本

《史學略說》,章炳麟撰,章氏國學講習會印本

《國史要義》,柳詒征撰,中華書局印本

《中國史學概論》,朱希祖撰,輔仁大學印本

近人綜論史籍義例、源流及讀法之書,以此數種為最適用,初學宜涉覽及之。

以上綜合論述

《中國史》,共四篇,王桐齡編述,北平文化學社排印,精裝本,四厚冊

《中華二千年史》,鄧之誠編述,商務印書館印,精裝本,二厚冊

《中國通史》,呂思勉編述,開明書店印本,上下冊

《中國通史要略》,繆鳳林編述,商務印書館印本,三冊

今人所編通史,以此四家為善,綱舉目張,條理分明,一變舊史之體式,成為有系統之書,初學涉覽及之,可悟史籍新編之法。大抵治史不宜局限幾部舊籍,自必參考新著,昔賢所謂“不薄今人愛古人”,學者宜識此意。

《中國文化史》,柳詒征編述,南京鐘山書局印本,上下冊

《中國文化史》,陳登原編述,世界書局印本,上下冊

今人編文化史,以此二家為善。作者涉覽既廣,故取材甚豐。

以上新編通史

三、百家言

諸子之書,以立言為宗。論道論政,語多精詣。初學之士,所宜旁通博涉以自廣也。今但取其切要而常見者舉例如左:

《管子》

《商君書》

《老子》

《莊子》

《墨子》

《晏子》

《孫子》

《荀子》

《韓非子》

《呂氏春秋》

以上周秦諸子

《淮南子》

《鹽鐵論》

《法言》

《論衡》

《潛夫論》

《申鑒》

《中論》

《抱樸子》

《世說新語》

《顏氏家訓》

以上漢魏六朝諸子

初學讀書,不必講求版本。能得清人精校精刻本固善,否則即以世界書局所印《諸子集成》為讀本亦可。得一書而諸子之書俱在,無有便於此書。且其書所收入者,多屬清人注本,又遍加句讀,較木刻本之無句讀者為佳。右列諸書,惟徐幹《中論》不在其中,《漢魏叢書》《四部叢刊》皆有之。

《讀子巵言》,近人江瑔撰,商務印書館印本

《諸子通考》,近人孫德謙撰,江蘇存古學堂印本

《諸子考略》,近人姚永樸撰,正誼書局印本

《諸子學述》,近人羅焌撰,商務印書館印本

此皆通論諸子之書,有論說,有考證,初學涉覽及之,可以諸子源流得失、學說宗旨,憭然於心,而後有以辨其高下真偽。再取今人所編哲學史、思想史之類觀之,庶乎於百家之言,有以窺其旨要也。

以上近人通論之書

四、詩文集

我國至六朝時,雖已有自編文集之例,然今可得見之唐以前自編文集不多。至於漢魏人集,則皆後人從他書裒集編成者也。唐宋以來,由於雕板印刷之術盛行,文字傳佈之法乃廣,於是詩文集遂日盛一日,不可勝讀。今惟擇取其重要者,略加標舉。其無專集者,以總集補之。

《楚辭》

此乃西漢末年劉向裒集屈原、宋玉、景差、賈誼、淮南小山、東方朔、嚴忌、王褒及己作而編成之總集。《楚辭》一名,亦向所定。屈原賦僅其中之一部分,凡《離騷》一篇,《九歌》十一篇,《天問》一篇,《九章》九篇,《遠遊》《卜居》《漁夫》各一篇,共二十五篇。初學切不可將《楚辭》與屈原賦並為一談。嘗見引書者稱“屈原《楚辭》”,誤矣。《楚辭》中屈、宋作宜熟讀,注本可采用朱熹《楚辭集注》。

《文選》

梁代昭明太子蕭統,選錄遠自先秦、下逮梁普通七年,凡一百數十家詩歌、辭賦、論、贊、牋、啟、碑、志、哀、誄,以及其他雜文,都為一集,世稱《昭明文選》,實為唐以前文學精品之總集。唐人李善為之作注,極精博。今人高步瀛撰《文選李注義疏》,甚詳贍。

《弘明集》

《廣弘明集》

梁釋僧佑裒輯自東漢迄梁佛學論文為《弘明集》十四卷,唐釋道宣續輯自六朝至唐佛學論文為《廣弘明集》三十卷,可據以考明禪學源流。其中保存唐以前遺文不少,如牟融《理惑論》,即在《弘明集》卷一;阮孝緒《七錄序》,即在《廣弘明集》卷三。其他有用之文尚多,初不限於論佛也。二書均已收入《四部叢刊》。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清代嚴可均裒集自選古以至於隋三千四百九十七人之文成此總集,凡唐以前文辭悉在其中。全書七百四十六卷,私人無力購取者,可從圖書館借觀,

《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

近人丁福保裒集唐以前詩以成斯編。全書分十一集,五十四卷。探索唐以前詩者,不俟旁求。其中不少詩篇,可取以證說史實。醫學書局排印本,可用。

《樂府詩集》

宋代郭茂倩裒集古代民歌散謠以成斯編,可供研繹。全集凡一百卷,明梅鼎祚編《古樂苑》五十二卷,又補其遺。

《杜工部集》

《元氏長慶集》

《白氏長慶集》

杜甫、元稹、白居易之詩,可以考史,與其他吟詠風月者不同。唐宋以來專集太多,茲特舉其最重要者數家以示例。

《韓昌黎集》

《柳河東集》

韓愈、柳宗元同為唐代文章高手,又同時而友善,因並稱“韓柳”,唐以下究心古文辭者悉尊重之。

《歐陽文忠集》

《臨川集》

《東坡七集》

歐陽修乃北宋文壇領袖。學問門路既廣,詩詞散文,成就亦大。王安石一代偉人,于政治改革,卓有高識,坐言而可起行,詩文並美,詞以峭拔見長。蘇軾多才多藝,兼擅眾長,文既汪洋恣肆,詩詞尤工。

《陸放翁全集》

《稼軒詞》

陸游、辛棄疾乃南宋時愛國思想最濃厚之文學家。陸氏所作詩歌近萬首,詞亦婉麗飄逸,自具一格。辛詞慷慨激昂,尤足以興起人。

“詩不必人人皆作”,此顧炎武名言也。填詞格律尤嚴,非初學所易為,皆不如寫好散文之重要。初學但知欣賞詩詞即可,不必輕動筆也。揚雄以善詞賦名於西漢之末,晚而自悔少作,目為“雕蟲小技,壯夫不為”;唐代史學家劉知幾,亦自謂“恥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所規甚遠,皆足取法。

至於有志在學問上用功,則不可不讀清人文集。其目甚繁,今則未及舉例,可參看《書目答問》逐類求之。

以上總集專集

《文心雕龍》

《詩品》

此為梁代評文、評詩兩部專著。劉勰《文心雕龍》分上下編,各二十五篇,篇又各系以贊。于文辭淵源流別,得失高下,剖析至明。鍾嶸《詩品》分上中下三卷,品評自漢至梁一百二十家之五言詩,分別等地,顯其優劣,區為上中下三品而類列之。此二書在古代文壇為創體,學者不可不觀。

以上詩文評

五、綜合論述

經、史、子、集四部必讀之書,已略舉於上矣,尚有綜合四者加以論述之書,如筆記、辨偽、書目、通論之屬是也。其所論述,既遍及四部,自當別為一類以區處之。茲亦分別舉列其中重要之書如次:

《夢溪筆談》,宋沈括撰,《四部叢刊續編》本

《容齋五筆》,宋洪邁撰,《四部叢刊續編》本,又通行本

《困學紀聞》,宋王應麟撰,《四部叢刊續編》本,又通行本

《丹鉛錄》,明楊慎撰,通行本

《筆乘》,明焦竑撰,《粵雅堂叢書》本

《少室山房筆叢》,明胡應麟撰,廣雅書局本

《五雜俎》,明謝肇淛撰,襟霞閣本

《廣陽雜記》,清初劉廷獻撰,《叢書集成》本

《日知錄》,清初顧炎武撰,通行本

《十駕齋養新錄》,清錢大昕撰,通行本

《癸巳類稿》《癸巳存稿》,清俞正燮撰,通行本

《陔余叢考》,清趙翼撰,通行本

《信摭》《乙卯紮記》《丙辰紮記》《知非日札》《閱書隨劄》,清章學誠撰,《章氏遺書》本

《東塾讀書記》,清末陳澧撰,通行本

《無邪堂答問》,清末朱一新撰,廣雅書局本

筆記為讀書心得之記錄。自宋以來,作者日繁,覽之可以裨益見聞,增進識解。在四部之書略涉涯涘以後,尤賴廣覽筆記以為積學之資。今擇取樸學家筆記可資考證者十數家之書,稱列如右,以為博聞之助。

以上筆記

《漢書•藝文志》

《隋書•經籍志》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書目答問》

漢、隋二志,必須精熟,此乃考明唐以前學術源流、書籍存佚之書。《四庫提要》論列古今學術流別尤詳,讀之可得治學門徑。清末張之洞所為《書目答問》,分類舉要,曉示學者求書之途,至為詳盡,有志以博通自期者可常檢之。

以上書目

《尚書古文疏證》,清閻若璩撰,《清經解續編》本

《考信錄》,清崔述撰,《崔東壁遺書》本

右二書考證經傳真偽、事實有無,於籀繹古書,啟示辯證偽書偽事之法,讀之可以增進識力。康有為鼓吹變法而著《新學偽經考》,此種有所為而發之議論,流於偏激,故不及焉。

《四部正譌》,明胡應麟撰,在《少室山房筆叢》內

《古書真偽及其年代》,近人梁啟超撰,在《飲冰室合集》內

右二書考辨之言,遍及四部。此外若明代宋濂有《諸子辨》,清姚際恒有《古今偽書考》,皆甚翔實,非不可觀;但初學貴在守約,能從其中取得辨偽之法即可,不必貪多也。

以上辨偽之書

《國學概論》,今人鐘泰撰,中華書局印本

《國學概論》,今人王易撰,中國文化服務社印本

《國學概論》,今人錢穆撰,商務印書館印本

今人編述《國學概論》者眾矣,此三家書,較可適用。鐘書分為六書、聲韻、章句、六藝、諸子、目錄、漢宋異同、文章體製等八章;王書分為經學、小學、哲學、史學等四編;錢書則隨時代早晚,次第敘列歷朝學術風尚,共為十章。大抵剖析源流,評騭高下,要言不煩,多中肯綮,此固三家所同也。初學涉覽及之,必能於古今學術,有以知其梗概矣。

以上新出概論

(《初學求書簡目》張舜徽)

自學成才論

張舜徽

(上)

自古有國家者,創制立法,多為中人而設。《記》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又曰:“夫禮,所以制中也。”古人所謂禮,自指一切制度儀文而言。定禮之初,不使太過,不使不及,大抵悉就中人所能共知共行者立為法度,高才者俯以就之,低能者仰以求之,而無“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之患。蓋人群中以中資之人為最多,故創制立法,悉必以中人所能行者為准也。萬事皆然,而培育、選拔人才之法,亦莫能外焉。

自隋唐以至清末,行科舉之制達一千三百餘年之久,而事實昭示於世:科舉可以選拔人才,而人才不一定出於科舉。以高才異能,不屑就範,而所遺者猶多也。清末廢科舉,興學校,迄於今將百年矣,而事實昭示於世:學校可以培育人才,而人才不一定出於學校。以出類拔萃之士,不必皆肄業於學校,而奮起自學以成其才者濟濟也。曠觀中外歷史,不少傑出人物,如大政治家、思想家、科學家、文學家、歷史學家,層出不已,多由刻苦自學取得成功,不為當時制度所束縛,而超然拔出於藩籬之外。

自來豪傑之士,固未有為當時制度所困者,此其所以可貴也。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此是何等氣象!讀之令人神往。今夫有志之士,若能奮發於學校之外,黽勉自學,鍥而不舍,以卒底於大成,而嘐叨然曰:“待學校而後興者,凡民也;豪傑之士,雖無學校猶興。”豈非廓然開朗、有志有為之偉丈夫哉!

(下)

士之立志奮厲自學,欲有所成者,非特不可高視闊步、睥睨一世也,而必小心謹慎,卑以自牧,埋頭刻苦以求之也。荀卿有言:“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豈不信然!

自來魁奇之士,鮮不為造物所厄。值其尚未得志之時,身處逆境,不為之動,且能順應而忍受之。志不挫則氣不餒,志與氣足以禦困而致亨,此大人之事也。蓋天之於人,凡所以屈抑而挫折之者,將有所成,非有所忌也。其或感奮而興,或憂傷以死,則視所稟之堅脆,能受此屈抑挫折與否耳。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古今豪傑之士,誦斯言以自奮厲,克底於成者,何可勝數!其具體國經野之才,濟世安民之略,如歷代大政治家之所為,姑置勿言;言其刻苦治學,卒成一代儒宗者,若明代大思想家王艮,一灶丁耳,處境貧困,而志學益堅,自強不息,後竟成為明代理學家開宗立派之人物。清初婺源汪紱,自力於學,家貧無以自活,乃之江西景德鎮,為燒窰者傭工,以畫碗自給。旦夕作苦,不廢讀書。後竟著書數十種,教書數十年,成為遠近仰慕之大師。乾隆中,江都汪中,幼苦孤貧,隨母行乞於外,稍長,入書肆為學徒,因乘暇取店中書讀之,因得博覽群書,學識淵廣,終成為當時第一流通儒,為世所尊。

若斯數家,特立拔起,可謂豪傑之士矣。近世列邦人才輩出,其出身工農,不經師授,而成為科學家、文學家、藝術家者,尤不可勝數。有為者,亦若是。士患無弘遠之志,不能耐苦耳。茍有志於斯矣,而能濟之以毅力、恆心,積微末以至高大,何往而不可以自成其才哉!

《中國文化》

(ISSN1003-0190||CN11-2603/G2)1993年6月第八期P8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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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後

本刊學術顧問、一代國學大師張舜徽先生突然於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不幸逝世,簡直不能相信這是真的。兩周前我們還曾收到張先生寄來的《又次草堂文稿》四章,附函恢宏暢朗:“《中國文化》刊物,得賢者主持,蜚聲遐爾,為海內外所重視,殊不易易。拙作長篇文字,既多刊佈於專書,因闢《又次草堂文稿》一目以錄短文。淺見偶有所悟,輒為記之。陸續付刊,不佔篇幅,亦聊以補白耳。近撰《自學成才論》二篇,所以為失學青年勸也;又述《救學弊》、《救文格》二論,所以箴砭俗病也。區區之心,固自有在,茲錄上求教。”本來這一期已經編訖定稿,特在“古典新義”專欄補入張先生此篇,沒有想到竟成絕筆。

張舜徽先生以一九一一年七月生於湖南省沅江縣,沒有進過學校,完全靠刻苦自學,成為淹貫博通、著作等身的一代通儒。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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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中国历史 本文来源:有关唐前文献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張舜徽初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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