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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候毛子任的三起三落,海口会议不是贰次单独

时间:2019-10-16 01:22来源:中国历史
原标题:看看毛主席的三起三落,我们怎么好意思叫苦!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中共党史上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这次会

原标题:看看毛主席的三起三落,我们怎么好意思叫苦!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中共党史上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了纠正王明“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挽救红军和中国革命的危机而召开的。遵义会议在事先没有得到共产国际批准的情况下,改组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领导,取消了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战略主张,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会议在与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共党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文/王立华

遵义会议前后,从1934年12月12日的湖南通道会议到1935年5月12日的四川会理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中革军委召开了一系列会议,独立自主地解决长征途中出现的重大问题,确定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正是有了这些会议,才使中国革命从转折走向辉煌,让中国共产党不断走向成熟,让中国革命走向胜利。这一系列会议,是遵义会议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是遵义会议的铺垫和准备,那么后来的石厢子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就是遵义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修订发扬和全面总结。前者主要从宏观上解决了领导路线的问题,而后者则从细节上解决了权力交替、人事安排问题,军事上成功地运筹了“四渡赤水”,使中央红军转危为安实现了伟大的战略转移。

42年前的9月9日,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与世长辞。

一、遵义会议的前奏

作为新中国的缔造者,在历史课本以及影视剧中,我们看到的多是对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的生动描写。

中共党史专家金一南在《苦难辉煌》一书中说:“从1934年12月1日全军渡过湘江,至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召开,一个半月之间,中共中央连续召开了三个重要会议:12月12日的通道会议;12月18日的黎平会议;1935年1月1日猴场会议。这些都是遵义会议的铺垫和准备。”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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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会议 1934年12月12日,中革军委在湖南通道召开有博古、周恩来、朱德、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和李德等人参加的紧急会议,会议着重讨论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问题。会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公开批评了中央的军事路线。李德、博古提出让平行追击的薛岳部超过去,红军在其背后向北转与贺龙、肖克会合,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苏区。毛泽东坚决反对,力主西进。他极力说服博古等主要领导人,建议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毛泽东的建议除了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外,又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这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第一次在中央会议上公开批评中央的军事路线,毛泽东的建议第一次获得多数人的支持,是毛泽东重返中央决策层的起步。刘伯承在《回顾长征》一书中指出的:“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还剩3万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②从此可以看出,通道会议的历史意义毋庸置疑,没有通道会议,就没有通道转兵,没有通道转兵,也就没有贵州的黎平会议。

历史课上好好听讲的朋友都知道,毛泽东是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被确立为党的领导者的。但在遵义会议前的很长一段时间,他的发展并不如意,甚至可以说倒霉得不得了。

黎平会议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召开了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中央政治局以决定的形式否定了博古、李德顽固坚持的已经过时的错误军事路线,采纳了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西进战略方针。决定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同时,会议还决定渡过乌江到遵义地区后,在适当的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便审查黎平会议的决定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及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黎平会议,毛泽东提出的战略转移方针以中央领导集体意志的形式确定下来,从而为遵义会议重新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落三起

猴场会议 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瓮安猴场召开会议,再次否定了李德等人回头东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重申黎平会议决定,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会议明确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实际取消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初步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军事指挥中枢,为遵义会议作出最后准备。

第一落是刚上井冈山时。1928年3月,毛泽东因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被批评为“枪杆子主义”,再加上秋收起义后没有攻下大城市,调转方向上了井冈山,被党中央开除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但当时传达中央决定的特派员,只记得要开除,却把开除什么给忘记了,结果误传为“开除党籍”。

二、遵义会议的主要精神

毛泽东带着队伍上了井冈山后,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打了不少胜仗,把一个团发展为一个师两个团,还在3个县建立工农政权,结果却突遭闷棍。他原本担任的红军前敌委员会书记和党代表,也因此当不成了。由于当时军事干部可以不是党员,他于是担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遵义会议的主要内容及重要成果,目前党史研究界比较认同的主要内容有这样三个方面:一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二是研究讨论红军今后的任务和战略方针;三是解决了组织问题。

这一落的时间是一个月。郁闷了一个月后,见到中央文件,才知道开除党籍是误传,政治局候补委员丢了,党代表还是能当的。这时(1928年4月),朱德、陈毅带部队上井冈山会师。会师后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当军长,毛泽东当党代表、红四军军委书记。这一落一起,毛泽东由师长变成了军党代表。

第一个议题,从长征途中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私下议论红军的战略方针问题,到通道会议毛泽东等公开发表意见批评中央的军事路线以及黎平会议以中央政治局的名义肯定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战略转移方针,意见虽然基本统一,但争论还是比较激烈,特别是作为党中央负总责的博古和军事顾问李德并没有从根本上有所认识,思想不通。会议通过报告的形式,全面清算了王明左倾错误路线,批判了博古、李德左倾军事路线错误。博古对自己的错误有了反醒,有了认识。会议在此问题上达成共识,决定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简称《遵义会议纪要》),这标志着对博古、李德左倾军事错误路线的全面否认,为紧接着毛泽东复出中央决策层和中央领导集团的改组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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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议题,在政治路线解决以后,会议重点讨论研究军事行动问题。会议认为黎平会议确定的以遵义为中心建立川黔边根据地的设想已经不现实了,会议决定采纳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改向北渡长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北创建根据地。不久,1月20日,中革军委按照遵义会议精神制定了中央红军《渡江作战计划》,中央红军向赤水中下游地区靠近。这一战略决策,成为后来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转战“四渡赤水”的序幕。

第二落是下了井冈山后。1929年5月,毛泽东转战赣南、闽西开辟新的根据地,在一系列问题尤其是如何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上,与其他人发生分歧。结果,他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还失去了前委书记的职务,被迫离开自己亲手创建的红四军,去地方指导工作。这次打击把毛泽东推向政治生涯的又一个低谷,积郁成疾,病得很重,甚至被共产国际误发了“讣告”。

第三个议题,改组中央领导机构。会议增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在适当时候进行常委分工;会议决定取消“三人团”的军事指挥体制,仍由军事上的最高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这一落的时间是半年。到11月底,因为没有毛泽东的领导,红四军乱哄哄地打了大败仗,兵力损失近1/3。中央了解情况后做出指示,一定要把毛泽东请回来。毛泽东回来后,组织了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即著名的古田会议,通过决议,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并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这一落一起,立了一个党管军队的大规矩,这是我军最根本的领导制度,这个制度不断完善并一直坚持至今。

遵义会议开了整整三天,中央政治局在政治、军事方面更高程度地统一了思想,解决了路线方针问题,研究了新的战略方针。但是由于战情紧迫,红军迅速离开了遵义,踏上了北进的征程。遵义会议讨论研究的三个议题,分别都没有完善,有些决定没有来得及落实。如《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还没有起草通过、军事上战略转移的方针还没有出台、中央政治局常委还没有新的分工、毛泽东具体职务还没有安排等等,这些善后工作都是在后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或中革军委会议,才落实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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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遵义会议的延续

第三落是在开始长征之前。这一落的特点是:时间最长,从1931年底到1935年初的遵义会议,历时3年多;打击最深,毛泽东几乎所有职务都被撤掉;受苦最大,用毛主席后来回忆的话说:我们被孤立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最惊心动魄,过程一波三折,终于在遵义会议扫除一切阻力,万众归心。这一落一起,使毛泽东从中央的边缘领导成为核心领导。

石厢子会议 1935年2月3日至2月5日,中央军委纵队一渡赤水后到达四川古蔺县水潦镇石厢子场(今四川省叙永县石坝彝族乡),并在此整休。中央政治局在此期间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落实遵义会议没有完成的政治局常委分工和研究解决新出现的问题。周恩来在《党的历史教训》一文中回忆:“从土城战斗渡过了赤水河,我们赶快转到三省交界即四川、贵州、云南交界地方,有个庄子名字很特别,叫‘鸡鸣三省’,鸡一叫三省都听到。就在那个地方,洛甫才做了书记,换下了博古。”③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他的书里说:“在遵义会议之后,长征的许多事情有了头绪。二月五日,红军抵达黔滇川三省交界处的一个名叫鸡鸣三省的小镇时,博古的中央委员会常务书记一职便悄悄地由洛甫代替了。毛正式被指定‘协助’周恩来作军事决策。”④党史专家蒋建农认为:“石厢子会议决定了三件事情:一是张闻天接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二是关于苏区中央分局今后的行动方针和成立中革军委中央苏区分会;三是调整并确定中央红军新的进军方向。”⑤石厢子会议与遵义会议的关系十分密切,完成了遵义会议未来得及进行的中央领导权交接和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

连遭重击

扎西会议 1935年2月8日,中央军委纵队抵达云南扎西。2月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研究中央红军暂缓渡长江后新的战略方针以及部队缩编问题。据《红军长征过云南》一书记载:“这次会议,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研究红军面临的形势,决定红军进军的方向;二是研究决定精简机关,充实连队。……会上,进一步总结了五次反‘围剿’战争的经验教训,讨论通过了中央提出的《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⑥会议还研究决定成立中共川南特委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创建川滇黔根据地。彭德怀回忆道:“当时中央军委命令,从三军团抽调三四百人,派得力干部率领,在川、滇、黔边创新根据地,我们照办了。抽选了四百余人,派师政治委员徐策同志率领,在军委指定地区进行游击战,创造新根据地。”⑦可见,扎西会议主要内容是:通过了遵义会议没有完成的委托张闻天起草的《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完成部队精简缩编;成立川南游击纵队,创建川滇黔边新的根据地;制定了红军新的行动方针。

今天,我们重点讲讲发生在遵义会议前后的这一落一起。毛泽东从井冈山下山后,在赣南闽西一带创建了革命根据地。从1930年冬到1931年秋,以弱小兵力战胜强大敌人,在不到一年时间里,连续打破蒋介石三次“围剿”。

鸭溪会议 1935年3月4日,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后,中革军委在贵州遵义县鸭溪镇召开军事会议,在会上成立了中央红军前敌司令部,经张闻天提议,委托朱德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为前敌政治委员。这是毛泽东自1932年10月被推行“左”倾路线领导者免除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之后,重新担任红军领导职务。

当时,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已扩展到28个县,250万人口,总面积5万多平方公里,比现在的台湾省还大。

苟坝会议 1935年3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县枫香镇苟坝村召开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张闻天召集并主持会议,提议成立中共中央政治局最高军事指挥机构三人团。毛泽东1943年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说:“在打鼓新场,洛甫每天要开二十余人的中央会议。洛甫提议要我为前敌总指挥……以后组成三人团领导” “大多数人也可以搞错的,而一两个人可能是正确的。列宁那个时候有这种情况。我也有许多经验。比如,苟坝会议,我先有三票,后头只有一票,就是我自己。我反对打打鼓新场;要到四川绕一圈,全场都反对我。那个时候我不动摇,我说要么听我的,我要求你们听我的,接受我的这个建议。如果你们不听,我服从,没有办法。散会之后,我同周恩来讲,我说,不行,危险,他就动摇了,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又开会,听了我的了。”⑧苟坝会议成立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团,完成了遵义会议改变党中央最高军事领导机构的任务,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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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理会议 1935年5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四川凉山州会理县城郊铁厂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张闻天主持会议并在会上作有关形势的报告,毛泽东总结了红军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的胜利,阐明了运动战略正确思想。会议批评了林彪要求撤换毛泽东、朱德军事指挥和反对机动作战的错误,从而统一了认识,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坚持了正确的军事路线。会理会议是长征中一次重要的会议,它统一了中央红军的战略思想,进一步巩固了遵义会议的成果,是遵义会议精神的延续。

按理,取得如此不可思议的成就,应当给予充分肯定,好好表彰一番。但结果却恰恰相反。

遵义会议作为中共党的历史上一个重要会议,不是一个独立的会议,它是由若干会议组成的会议群。这些会议,紧紧围绕遵义会议精神,既和遵义会议有密切联系,又具有会议自身的时代特点,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革命道路的艰辛,在曲折中前进的历史轨迹,从苦难走向辉煌的光辉历程。

那个时候的中央领导权被王明、博古等人掌握。他们大搞教条主义,照搬俄国道路,先夺取中心城市,然后夺取全国政权。而毛泽东主张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而且他还“反对本本主义”,这就注定了他时运不济、“华盖”当头。

注:

一免军职。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不久,王明为加强对中央苏区的控制,派中央代表团到瑞金。后者在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会上,指责毛为“极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狭隘的经验主义”。

①金一南:《苦难辉煌》第289页,华艺出版社2010年6月第1版。

随后在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红一方面军不再设总政委,自然解除了他总政委领导职务,从而体面地剥夺了他对红军的领导权。

②刘伯承:《回顾长征》第4页,《星火燎原》选编之三,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

二免党职。1932年1月,在讨论是否攻打赣州的问题上,毛泽东与大多数领导发生分歧。随后,他又提出日本侵华引起阶级关系变化,这样的论断与分析不符合中央“日本要进攻苏联”的判断,中央局代理书记一职遂被免除。

③选自《遵义会议文献》第69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三免工作。毛泽东虽然在周恩来的邀请下,助红军摆脱赣州之险,并出其不意地进入福建境内,一举拿下龙岩、漳州,取得巨大胜利,周还让他重新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但在是否攻打中心城市的问题上,他的反对意见仍很坚决。于是,中央决定再一次罢免毛泽东的总政委,并剥夺一切工作权利。

④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第142页,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第3版。

四肃影响。不仅包括邓小平在内的走毛泽东路线的同志受到批判撤职,而且毛的亲属亦遭到牵累打击。后因共产国际干涉,毛泽东才得以继续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但主要工作是号召植树、检查春耕等“闲差”。

⑤蒋建农:《长征中石厢子会议的重要历史地位》,载《军事史林》2013年第1期,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主办。

五患重病。毛泽东被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后,无实职工作,又患了病,直到长征开始时还只能躺在担架上。

⑥《红军长征过云南》编写组:《红军长征过云南》第8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3月第1版。

抓住转机

⑦彭德怀:《彭德怀自述》第198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在由博古、共产国际代表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中央最高“三人团”的指挥下,红军第五次反“围剿”遭到惨败,不得不开始艰难的战略转移。

⑧石仲泉:《从转折走向辉煌——苟坝会议研究文集》第2页,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

在这个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毛泽东并没有消极对待,而是通过一系列斗争,最后在遵义成功崛起。

(作者系四川省叙永县原党史研究室主任)

首先是争取了两个人物。一个是王稼祥,一个是张闻天。他们两个都是从苏联留学回来的,开始都反对毛泽东,但后来都成了毛泽东的坚定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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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为张闻天,右为王稼祥

王稼祥是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打赣州失败后开始转变思想。他从几次反“围剿”的胜利和打赣州的教训中,感到毛泽东的指挥是正确的。后来他因伤到后方住院与毛泽东在一起,相互之间越来越近,逐渐成为毛泽东最坚定的拥戴者。

张闻天是博古之后排位第二的政治局常委,后被排挤到政府当“总理”,离毛泽东的住处很近。于是,他能够经常与毛泽东接触交流,感到共鸣点越来越多,并逐渐接受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二是提出了两个要求。一个是在长征开始时要求与王稼祥、张闻天一起行军。他们三个天天在一块儿,讨论红军为什么会遭到如此严重的失败,最后形成完全一致意见,不能再让博古、李德指挥下去了。

另一个是在湘江战役后要求讨论失败的原因。湘江是长征突破的第三道封锁线,蒋介石采取“半渡而击”的战法,使红军损失过半,全军上下对博古、李德一腔怒火。毛泽东尖锐地提出:“要讨论失败原因!”周恩来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但当时蒋介石尾追甚急,许诺稍微安顿后开会。

三是斗争了三个回合。第一回合:通道会议,改变了行军方向。到湖南通道后,周恩来主持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会议否定了李德往北与贺龙会合的提议,通过了毛泽东往西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的提议。

第二回合:黎平会议,改变了战略方针。到贵州黎平后,毛泽东主张在遵义地区建立根据地,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都支持毛泽东,并以中央政治局决定的形式明确为战略方针。

第三回合,否定了“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李德在贵州瓮安县的猴场,又提出他的老主张。政治局会议再一次否定了他,同时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就是作战方针“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报告”,实际上否定了最高“三人团”的指挥权。

这三个回合的准备,为遵义会议毛泽东的崛起,提供了比较坚实的准备和基础。

成功崛起

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遵义,从15日开始在“柏公馆”召开遵义会议。会上围绕总结五次反“围剿”以来的情况。

毛泽东发言时指出,其他问题暂不争论,要着重解决军事路线问题。他讲了近两个小时,非常深刻透彻。陈云后来回忆说,毛主席讲得非常有道理,非常系统,他的发言一下子把大家折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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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讲完后王稼祥接着发言。他除批判博古、李德的错误外,主要讲了三条:一是完全赞同毛泽东的发言;二是红军应由毛泽东这样富有实际经验的人来指挥;三是取消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解散“三人团”。提议把军队指挥权交给毛泽东。

张闻天在王稼祥后站出来支持,李富春、聂荣臻、彭德怀、刘伯承等发言都很激烈。刘伯承说:“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毛主席是有什么本钱打什么仗。”朱德虽然说话不多,但份量很重:“丢掉了根据地,牺牲了多少人命!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周恩来也全力推举由毛泽东领导红军。

当时朱德是军委主席,是中央领导下的军队一号人物,周恩来是政治局常委第三号、“三人团”成员、军委副主席,他们的态度是至关重要的,他们的表态实际上等于大局已定。

会议最后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遵义会议结束时,博古虽然没有交出总负责的权力,但毛泽东实际上已经成为红军的最高指挥者,也成了全党全军的领导核心。

我们今天回望这段历史,并不只是为了辩明历史是非,更重要的是为了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和智慧启迪。

遵义会议之前,包括之后的一段时间,毛主席在事业人生逆境中,如何正确面对,如何走出逆境,如何从曲折中走向伟大成功,为我们现实的奋斗提供了极为有益的帮助。

本文由蜜三刀整理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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