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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以来最大的藏书家傅增湘,陈乃乾日记

时间:2019-10-16 01:22来源:中国历史
原标题:《陈乃乾日记》中的书事与人事 小 引 傅增湘是民国以来校勘古书最多的人,他身处中国社会的巨变时期,后专注于藏书。 1971年2月21日,春寒料峭,著名学者、文献学家、古

原标题:《陈乃乾日记》中的书事与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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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引

傅增湘是民国以来校勘古书最多的人,他身处中国社会的巨变时期,后专注于藏书。

1971年2月21日,春寒料峭,著名学者、文献学家、古籍整理和编辑出版家陈乃乾因脑溢血复发,在浙江天台人民医院凄苦辞世,享年76岁。

中年以后他专注于藏书,成为辛亥以来最大的藏书家,在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方面亦取得卓越成就。

陈乃乾(1896—1971),浙江海宁硖石镇人,清代藏书家、向山阁主人陈鳣之后。陈先生一生以书为业,解放前,应教育家王培孙之聘任职南洋中学图书馆,应藏书家徐乃昌之聘馆于其家,应金颂清之聘任中国书店(上海)总经理等,又主持影印出版多部古籍善本;解放后,任上海市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处编纂,1956年调北京,先后任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编辑,主持过《永乐大典》等约80种古籍的影印出版,参与过“二十五史”中的《三国志》、《旧唐书》的点校,其独立编撰的《清代碑传文通检》《室名别号索引》等大型工具书,时至今日,依然嘉惠学林。可以说,陈乃乾对于中国的古籍整理、影印出版事业有非常大的贡献。

藏书缘起于“南北议和”

不无遗憾的是,陈乃乾的古籍保护整理思想和其在版本目录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时至今日似乎尚未得到全面客观的研究和评价;同时,从身后之名而言,陈乃乾也不比他的海宁同乡王国维、徐志摩等人,更为今人所耳熟能详。究其原因,其文零散、其人不彰,恐怕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傅增湘的藏书缘起于“南北议和”。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起义军占领了包括南京在内的中国南方大片地方,清廷被迫委派袁世凯主持“南北议和”。傅增湘作为唐绍仪的随员一同到了上海。

2009年,由虞坤林先生整理出版的《陈乃乾文集》,对其专著之外的诸多文字作了较为全面的搜罗和刊布;时隔9年,虞氏整理的《陈乃乾日记》(以下简称《日记》)由中华书局出版。虽然因日记原稿有缺失、保护不周、汗漫不可读等问题而导致部分年月日从阙,但其40年的时间跨度,对今人比较完整地了解陈氏学行交游,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性资料。尤其是陈氏购书鬻书、刊布古籍,一生与书结缘,整部《日记》自然多言书事、由书及人,可以说,《日记》给了今人一个新的角度去重新审视陈氏一生的学术活动和人际关系网络,而中间许多的场景和事件,细节生动、耐人寻味,不但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还可以掌故视之。

在上海期间,傅增湘结识了着名藏书家沈曾植、杨守敬、缪荃孙等人,如他自己所说:“饫闻绪论,始知版本雠校之相资。而旧刻名钞之足贵,遂乃刻意搜罗。”他生平购得的第一部珍贵典籍宋版《新刊诸儒批点古文集成》,就是那时以百金购自苏州的。

笔者有幸于《日记》付梓前夕获睹清样,值此书出版之际,不揣浅陋,就其饶有趣味之处,略作考据补苴,以现《日记》价值与陈氏风神之万一。

后来在北京,他成为琉璃厂、隆福寺的常客,还南下江浙皖等地甚至东渡日本访书。每遇善本,便如“蚁之集膻,蛾之扑火”,志在必得。民国初年的社会动荡,致使不少清朝贵族、藏书故家的藏书纷纷散出,其中包括端方的“匋斋”、景廉的“半亩园”、盛昱的“郁华阁”、聊城杨氏的“海源阁”的珍品,这给了傅增湘的藏书事业以难得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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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乃乾日记》

1918年,傅增湘在北京购得一处房产,地点在西四北五条胡同7号。7号院原为咸丰进士、通政史永顺的府邸,两进院落,附东西跨院。东跨院内,有假山及六角攒尖亭。傅增湘将这座院命名为“藏园”。

一、明初黑口本《邓析子》的影印与争鸣

“万人如海一身藏”

一九二一年夏,陈乃乾从杨寿褀处购得明初黑口本《邓析子》,“为甬江李芷汀家故物”。按:李东沅字芷汀,浙江慈溪人。工诗,曾入彭玉麟幕,与沈宗畸、潘飞声皆有深交。据《陈乃乾文集》后附陈伯良、虞坤林二先生所编的《陈乃乾先生年谱简编》,此本“系从缪荃孙(艺风)遗书中散出”。但查《艺风堂藏书记》却并无任何记载,也不见陈乃乾于它处提及,未详何据。另据俞子林先生《杨寿褀与来青阁书庄》一文,杨寿褀曾于1919年在苏州木渎柳商贤家收到一批图书,其中有多种明初黑口本,后转售给陶湘(兰泉)。按:柳商贤字质卿,同治九年(1870)举人,与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叶昌炽同为冯桂芬的得意门生。考比文献,则此本《邓析子》似出于木渎柳家而非缪荃孙遗书亦未可知。

藏园之名源于苏东坡诗。苏东坡曾有一首《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诗》,诗中有“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句。一方面出于对苏东坡的景仰,另一方面是这两句诗恰与他当时的心境相契合,所以傅增湘将宅院命名“藏园”,而园中藏书之处叫做“双鉴楼”。

陈乃乾在《黑口本〈邓析子〉跋》和《校〈邓析子〉跋》二文提到,武林丁氏八千卷楼有一所谓“明初刊本”。涵芬楼《四部丛刊》曾借得江南图书馆据以影印,但陈乃乾从江南图书馆目验,认为其实为明代中期的“嘉靖本”。陈氏所得之本,因有睢阳朱夏录宋濂《诸子辨》一则,此条铁证可确定其为早于丁氏藏本一百多年的明初刻本,可以说是当时存世的最古之本。“诸家书目未经著录,以校他刻,是正甚多”。此书世所罕见,非常珍贵,就连徐乃昌也“见而爱之”。《日记》1922年11月4日:“积馀送来《邓析子》书衣。”可见陈乃乾对此书甚为珍视,亦证徐氏之爱非虚。

双鉴楼的名字也是有来历的。鉴,最早的意思是盛水用的铜盆,由此引申为照见。

陈乃乾曾将得书之事告诉过好友张元济。张在1921年11月23日致信陈氏,询问“旧刻《邓析子》未知为何时刻本”。大概在得到陈氏答复之后,又于三日之后的26日复信云:“奉覆示,祗诵悉。明初本《邓析子》实属罕秘,所举佳处,闻之神往,甚望早日翻雕,以先睹为快也。”陈乃乾新得此书,朋友每闻而索观。很快,便于1922年初自费影印100本,分赠友朋。

双鉴楼里的双鉴,原来就是两部《资治通鉴》,一部是他祖父传下来的元刊本《资治通鉴音注》,另一部是他自己购得端方的宋刊本《资治通鉴》。他把这两部宋元本的《资治通鉴》并称“双鉴”,而把自己的藏书楼题作“双鉴楼”。但后来他又购得盛昱所藏《洪范政鉴》,便以《洪范政鉴》取代《资治通鉴音注》的地位,这样,双鉴楼的双鉴,一本是《资治通鉴》,另一本则是《洪范政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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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乃乾

《洪范政鉴》为北宋仁宗皇帝赵祯所撰,记述自春秋至宋历朝天文地理等方面的异象,列出“休证”和“咎证”,以为后世之鉴。该书十二卷,桑皮玉版,蝴蝶装,为南宋淳熙十三年内府写本,朱印累迭,700多年间一直深藏于历朝内府,确为人间罕见珍宝。除了这3部书之外,双鉴楼还藏有宋本多达150种,元本数十种,明清精刻本、名钞、名校本更是不计其数,总量达20万卷以上。

《日记》1923年1月25日云:“韵斋来,以新印《邓析子》、《怀米山房吉金图》托其带赠静庵。”按:韵斋即江苏常熟藏书家沈芳圃。陈乃乾托沈芳圃携《邓析子》和《吉金图》,带赠时在北京“南书房行走”、其一生“唯一敬爱的一个同乡老友”王国维。不久,王国维收到礼物,甚为高兴。致信云:“昨接手书,并荷惠赠新印明刊《邓析子》并《怀米山房吉金图》二种,拜谢拜谢。《邓析子》恐传世本更无古于是者……”

深嗜笃好“校雠”之业

张元济在3月26日致信陈乃乾云:“前日朱君遂翔交到手书,并新印《邓析子》一册,展读敬悉。屡承雅惠,感谢之至。”信中提到的朱遂翔,亦为陈氏好友,《日记》1938年5月17日有陈氏与之共进晚餐的记录。按:朱遂翔字慎初,浙江绍兴人。其抱经堂书店在杭州颇具规模和影响,又在上海设有分店,时人将他与孙殿起并称“南朱北孙”。朱遂翔曾借钞于陈氏,并在钞本之末有题记云:“甲子初夏,沪友陈乃乾得之,以借于余,抄留按語以志。”需要指出的是,民国甲子为1924年,此乃朱遂翔题记之年,非陈乃乾得书之年。

傅增湘不单藏书,他还是藏书与读书、校书、着书、出书相并重的藏书家。对于自己“深嗜笃好”的“校雠之业”,他曾经有过这样的描述:“灯右雠书,研朱细读,每日率竟千行,细楷动逾数万,连宵彻旦,习以为常,严寒则十指如锥,辉暑则双睛为瞀,强自支厉,不敢告疲。”

2015年嘉德四季拍卖会上披露的一批陈乃乾友朋书信,其中有郑孝胥“三月廿六日”一札:“乃乾仁兄大人阁下:奉到手书,承遗《吉金图》及《邓析子》,感荷无任。谨奉《三礼便蒙》一部,当托蟫隐庐转呈。”《郑孝胥日记》于此事未载。陈乃乾《日记》1923年1月9日记:“得子敬书,知《三礼便蒙》佚篇已交苏戡,渠甚感谢,欲图后晤。”罗振常,字子敬(子经),罗振玉之弟,蟫隐庐书店主人。从陈乃乾、郑孝胥和罗振常三人的交往来看,郑孝胥得到陈乃乾所赠的《邓析子》与《吉金图》必在1923年无疑。

据统计,他一生校书1000多部,16000多卷,是民国以来校勘古书最多的人。

虞坤林先生《陈乃乾、胡朴安与〈邓析子〉》一文曾谈及关于此书的另一段掌故。胡朴安得此书后,以家藏湖北崇文书局官刻本对校,发现差异很大,根据校勘的结果,他认为“此本错误极多,在崇文本之下” 。为此,他在1922年10月17日《民国日报·国学周刊》上撰文,明确表达了批评之意。但他也未将陈乃乾的贡献一笔抹杀,其云:“陈君景印此书,想非谋利者比,观其跋语,隐然以流通古书自任。流通古书,嘉惠学者,其意甚善。”陈乃乾获读胡文后,以公开信的形式在10月31日《民国日报·国学周刊》作了回应。陈乃乾认为,古书“流通、校勘,本属两事”,其影印此书的动机,在于“供学人勘读”,并指出 “校勘古书,当先求其真,不可专以通顺为贵”。对此,胡氏尽管另有所见,亦表示“此语诚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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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番“笔战”温文尔雅,二人都展示了谦谦君子的风范,《日记》之中,陈乃乾记录了与胡朴安频密的往来,可见二人友谊之深。1947年,陈乃乾在《大晚报·上海通》发表《我与朴安》一文,即以回忆此事为文章开端,饱含深情地怀念了故友。

他着书也多,重要的有《双鉴楼善本书目》、《双鉴楼藏书续记》、《藏园群书题记集》、《东游别录》、《秦游日录》等,这其中既有版本目录学、校勘学方面的着述,也有游记、回忆录之类的散文着作。

无论如何,于此可见陈乃乾在很早的时候,就以一己之力,使秘笈化身千百,广惠学人,有着令人敬佩的慷慨胸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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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接洽蒋氏《密韵楼丛书》版片始末

除自己作品之外,傅增湘还影印、复刻了大量的古籍善本,其中有宋本《周易正义》、《方言》、《刘宾客文集》,元本《困学纪闻》以及明本《永乐大典》两卷等。其中《周易正义》十四卷,系宋绍兴十五至二十年间临安府刊本。此书藏于临清徐氏,民国二十三年傅增湘以万元买进。买进后,他并未秘藏私室,而是将书送到日本影印100部,做到了如他所说“俾数百年孤行之秘籍,化为百本,流播无穷。”

www8029com,1923年,著名的南浔密韵楼主人蒋汝藻选取家藏精善宋椠二十种,请董康在北京刊刻《密韵楼丛书》。到1925年前后,蒋汝藻经营的企业遭遇挫折,财力将尽,被迫以家藏的大批珍本古籍抵押给浙江兴业银行,银行又将这些书以十六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商务印书馆,而《丛书》的刊刻仅成七种而止。后续诸多细节及《丛书》余种命运则不甚为人所知。

与很多藏书家一样,傅增湘也十分注重对故乡文献的收集整理和传播。有经10多年搜罗辑成的《宋代蜀文辑存》100卷和《蜀贤丛书》12种刊印。在《宋代蜀文辑存》书中,收录两宋年间450位四川乡贤的文章2600余篇。

《日记》1929年11月30日:“午后和庭来,代芹伯接洽蒋氏书板交革事。” 12月3日:“午后至授经家,点取《密韵楼丛书》七种版片,及宋本《吴郡图经续记》、《新定严州续志》、《中兴馆阁录》三种,又明本、钞本书十余种,交付芹伯处。《密韵楼丛书》原拟刻十种,今已刻成七种。已刻未修板者《文中子》、《严州续志》 二种,未毕工者《中兴馆阁录》一种。近年来孟无意于此,此板弃置久矣。今穀孙拟续成之,会将有辽东之行,故托芹伯经纪其事,余则代为接洽。今日与授经讲定,以后刻工每千字价十五元。”次日记:“午后访芹伯,继至榖孙处,观冷吉臣《秘戏图卷》,为贵池刘聚卿旧藏,榖孙以四千金得之。”1930年1月4日:“晚餐于穀孙家,穀孙定六日晨乘轮赴奉。”次日记:“晚在新利查晏客,到穀孙、陈巨来、钱芥尘、俞子英、张芹伯、胡朴庵诸人。”

除了自己印书之外,双鉴楼藏书也多有借出作刊印底本者。商务印书馆张元济影印《四部丛刊》时,就曾借善本书30余种,《百衲本二十四史》中也用过多种。朱祖谋、徐乃昌、董康、陶湘、吴昌绶等人在刊印古籍时也曾借用。

傅增湘虽然赋闲在家,但结交非常广泛,与当时很多学者、藏书家都往来频繁。其中特别要提到的是张元济,他们相识于1911年,相互往来近40年,直到1949年傅增湘逝世。

1959年5月1日,金灿然(右一)与陈乃乾(右三)、潘达人(右四)一同前往拜访陈垣(右二)

一部记录他们书信往来中论书部分的《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字数竟达30多万。

其中蒋汝藻字孟,蒋祖怡字穀孙,为南浔密云楼两代主人。张乃熊字芹伯,江苏吴兴人,银行家、藏书家、书画鉴藏家,为南浔蒋氏表亲。董康字授经,号诵芬室主人,江苏常州人,律师、藏书家、出版人。陈巨来《安持人物琐忆》“记蒋密韵后人”颇多此事秘辛。当其时,陈巨来与沪上著名报人、小说家钱芥尘交往密切,而钱氏则是东北张学良的“驻沪爪牙”。蒋祖怡感到上海已无发展市场,又希望挽回家族在东北的投资损失,故求陈巨来引见于钱,据称有荒田十余万亩在东北,拟借张学良之势力,招工开垦,重振门楣。颇通人情的蒋祖怡问钱应以何物为晋见张学良之礼,钱告知,张学良对贵池刘公鲁所藏其父刘聚卿旧物、清初名画家冷吉臣的的工笔绢本二十四巨幅册页《宴寝怡情图》有极大兴趣;但刘公鲁观人起价,初标二千金的册页,对张学良却漫天要价至三千五。钱芥尘知道蒋祖怡和刘公鲁有“金兰之好”,所以将此事透露给蒋,“只要可以持冷吉臣之画晋献,则一切均可迎刃而解矣” 。蒋祖怡深知明买无望,只能“计取”,最后与陈巨来设计,以四千金买走。刘公鲁得知为蒋所诈,非常气愤,意欲诉于法院。后经上海著名的会计师、蒋刘二人的结拜兄弟江万平出面调停,此事遂寝。据陈巨来所言,“数日又被好事者,在当时三日刊《晶报》上刊登了这新闻,大意云:蒋某某巧绐秘戏图,谓蒋以贱值取之,诬也” 。其实此事本因钱芥尘而起,钱与《晶报》的余大雄关系极为密切,《晶报》此番添油加醋的报道,恐怕与钱芥尘脱不了干系。

1949年9月,张元济从上海到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期间曾两次去傅家探望贫病交加的傅增湘。对于当时的情景,张元济在日记中有这样的描述:“卧不能兴,舌本艰涩,语不成,偶有一二语尚能达意。见余若喜若悲。”

由此,我们大致可知:此前,作为实业家的蒋汝藻在东北曾有一笔重大投资,可惜发生重大失败,《密韵楼丛书》的刊刻也陷入资金的困顿。之后,在生意上遭受挫折的蒋汝藻已无意按原计划完成《丛书》的刊刻,但其长子蒋祖怡似乎看到了希望,有意续成之。《日记》所谓蒋氏将有“辽东之行”、“赴奉”,说的就是他将携冷吉臣所绘《宴寝怡情图》北上沈阳,示好张学良,以谋求家族在东北生意之转机。所以蒋祖怡委托表亲张乃熊在沪负责其事,并约请与董康私交甚厚的陈乃乾为之接洽。据陈乃乾《日记》所述,《密韵楼丛书》原拟刻十种,此处或恐有误。而我们知道,时至1929年末,《密韵楼丛书》有《文中子》和《新定严州续志》两种已刻而未修版,又有《中兴馆阁录》一种尚未刻成。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那个动荡的时代,文化薪火之保存至为不易。时至今日,《密韵楼丛书》依然仅得原有七种而已,陈氏接洽之力,恐怕最后也是付诸东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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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协调疏通测海楼藏书收购案

1930年前后,古旧书界有一桩大事,即测海楼藏书收购风波。此风波所涉人事颇多,陈乃乾的好友郑振铎、学生胡道静都有提及,但二人均非直接当事人,耳闻则恐有,目睹却未必。此番风波中,陈乃乾协调疏通之功甚巨。他在1943年发表于《古今》杂志的《海上书林梦忆录》中粗陈了此事梗概。然而由于是回忆十几年前的一桩旧事,其记忆误植为“民国二十年”,即1931年。后人未见《日记》,多沿其说。倒是胡道静在《片段回忆业师陈乃乾》一文中明确系此事于1930年,与陈氏本人的《日记》相合。陈氏《日记》里涉及此事的有关记载几乎就是“现场报道”,丰富的信息为我们了解这次的风波提供了最前沿的窗口。

据1930年5月日记,对扬州吴氏测海楼的藏书,陈乃乾在主持中国书店时期,曾托朋友李元之有所垂询,但没有得到答复。“去年王锡生冒无锡图书馆名往购,拟价未成。 今年一月为浩廷购定,计价三万四千元。 锡生怀恨,因以该书多宋元旧刻将出售于日本等词,朦请教育局扣留,浩廷乃请董授经撰状呈民政、教育两厅,并挽余来此代为疏通。”

陈乃乾日记手迹

王锡生,《梦忆录》作“黄锡生”,日记载其“冒无锡图书馆之名”往购测海楼藏书之事,《梦忆录》的记载却是“介绍于北京直隶书局主人宋星五”,两说差异甚大,未详孰是。之后,北京富晋书社主人王浩廷成功收购,王(黄)锡生欲分利而不得,遂诬以留洋之名。众所周知,早在1907年,归安陆氏皕宋楼藏书外流到日本,文化界痛心疾首,因此,王(黄)锡生的这一控告非常具有杀伤力。王浩廷无奈之下,请了与之颇有交情的董康处理法律事务,董的主业为律师,并与中日文化界交往密切,又是著名的藏书家。而其还邀请了陈乃乾代为疏通,也是看上了陈于各个环节之中深广的人脉关系。

5月7日,陈乃乾与王浩廷赴镇江,测海楼后人吴孝侯自扬州来会,先后晤教育厅秘书姚鹓雏,民政厅厅长胡朴安、秘书胡惠生、林一厂等人。10日,据胡惠生见告,王浩廷的呈文已送江都县县长查覆,可见三日之前的晤谈对此事有了实质性的推进。当日,陈乃乾知胡朴安回沪,亦返,“晚与朴安略谈”;11日下午,陈乃乾与及时到沪的吴孝侯再访胡朴安“略谈”;18日,陈乃乾于晚十时访蔡元培,“请其作札,致教厅陈(孟钊)厅长”。从人事常情观之,陈乃乾与时任民政厅厅长的胡朴安交情深厚,自不待言;同时,他还动用了与蔡元培的关系,希望凭借蔡在教育界举足轻重的地位帮忙背书,间接影响事态,可以说也是行得一步好棋!之后,诚如《梦忆录》所述,“乃由两厅令江都县长放行”。陈乃乾劳心劳力、四处奔走,广托人脉、努力斡旋,终于取得了成效。

但令人颇为感慨的是,据王伯祥《庋榢偶识》“扬州吴氏测海楼藏书目录七卷(上下二册)”条披露,书贾牟利,不择手段。王浩廷编了个七卷本目录,其中多有羼入富晋书社之底货,当测海楼藏书卖,标价虚高至有数十百倍者。而陈乃乾另编有《测海楼旧本书目》,“盖示富晋新得之货薄而已”。对于此事,陈乃乾《日记》无载,但在1931年一二月间,其编定《测海楼书目》即以告竣,厘为四卷,效率之高,令人感佩。在网上检索得2012年3月7日《扬州晚报》刊《也说测海楼书目》一文,文末云:“不知陈所记书目(虽然仅限于“旧本”)尚在人间否?”其实,富晋书社七卷本和陈乃乾的四卷本,2005年商务印书馆《中国著名藏书家书目汇刊》(近代卷)第十四、十五册已作影印,后之学者自可寻绎比对。

四、目验宋刻《金石录》

1951年5月,完整无缺的宋淳熙龙舒郡斋刻本《金石录》三十卷现世,郑振铎、张元济等人均极感兴奋。张元济《跋》云:“夫岂非希世之珍乎。”可见国宝重现天日所带给书界的震动。对此本《金石录》,前贤今人颇有版本考证之研究,拙文不赘;陈乃乾《日记》1951年5月5日记“写《宋本〈金石录〉考证》一首”,此文今似已难觅;虞坤林编《陈乃乾文集》之《共读楼札丛》有关《金石录》一条,行文不及《日记》5月22日所记之详。显然,《日记》所载,为陈氏目验原件的原始记录,其内容虽偶有缺误,但十分重要,颇有不为张元济之《跋》和后来之研究者所注意的关键之处。现将《日记》内容迻录如下:

《金石录》即南京甘氏所藏本,十行二十一字,曾经水渍,损伤甚剧,中缝刻工姓氏及叶数已模糊难辨。叶数似每十卷为起讫,首叶栏右题“唐氏有匪堂秘藏许就读不借”,当是明人墨迹。副叶题“大德丙午二月十三日藏于藏易斋”,分两行,下用“俞”字白文方印。又一行题“嘉 观”,似亦元人手笔。藏印有胡卢印“陶俞”,不知为谁。眉间有木记楷字四行曰:“卖衣买书志亦迂,护不异隋侯珠。有假不返遭神诛,子孙鬻之何其愚。”棉纸极佳,每幅中间有楷字晏如朱记。宋版书纸上有印记者,余仅见《王荆文公集》及此书耳。

按:陈乃乾所目验的南京甘氏津逮楼旧藏宋刻三十卷本《金石录》,今有《古逸丛书三编》与《中华再造善本》两种影印本。所谓“藏易斋”者,应作“读易斋”,陈氏误记。序首眉间有木记楷字四行,每行缺首字,且汗漫不可读,陈氏的记录可谓细心;可惜大约其并未看到卷第二十一端首亦有此四行文字,其中“护不异隋侯珠”者,缺字为“爱”,如此,则牌记文字无缺。又全本多处有“伯虎”印,可知此本为明人唐寅旧藏,这一信息为陈氏所缺记。

然而陈乃乾细心地发现“楷字晏如朱记”。“晏如”者,大致相当于今天的产品广告品牌名,此乃当时的造纸作坊所为,可见宋代造纸作坊已有品牌意识。陈乃乾《日记》中的这一记录,极易为人所忽视,似乎尚未被前贤时修所道及,应该成为后来者继续深入研究此本《金石录》,乃至宋代造纸业与刻书业的重要参考。

五、鳞爪及其他

由于种种原因,陈乃乾的《日记》确有长时段、大面积的缺失的遗憾,于其生平诸多学行以及若干细节,今天恐怕很难考证,我们只能就《日记》中的蛛丝马迹略作涉猎,窥探一二。

其一:1922年11月12日,陈乃乾与杨寿褀赴苏州。次日:“下午访佩铮,获观玄妙观石画拓本及石芝西堪同人赤牍数百通,相与纵谈金石甚欢。”王謇,字佩诤(日记作金旁),号瓠庐,近现代著名藏书家、历史学家。王、陈青年时期曾先后从学于东吴大学黄摩西,份属同门。二人就王氏藏物,畅谈学术甚欢,由《日记》观之,想必年少近十岁的陈乃乾不遑多让。石芝西堪,即晚清著名词家郑文焯,郑有遗稿《石芝西堪札记》曾在日伪时期的《青鹤》杂志上连载。据陈氏披露,王佩诤藏有大批量的郑文焯同人尺牍,对此,今人所整理的陈乃乾和王佩诤诸多著作中皆无记载,未详是否尚存人间,足资研究者深入考访。

陈乃乾题跋手迹

其二:1926年10月,《国学月刊》第一期发表了日人神田喜一郎著,孙俶仁译《顾千里年谱》。陈氏《后识》云:“余辑顾氏旧书题识,得百数十首。又欲纂录其行事,与题识合为一编,见闻弇陋,未敢遽付手民。”张元济1927年9月中旬致陈乃乾书:“奉手教,谨诵悉。辑印《涧薲题识》,极思勉勖,惟其中稍有障碍,非面谈不能罄。”《日记》1922年11月19日记:“由立炎处转到沅叔函及手录涧薲题跋六首。”1924年1月5日记:“钞得顾千翁《天文大象赋跋》一首。”可见陈氏早年有收集顾千里古书题识之举和撰作年谱之念,李庆《顾千里研究》一书中有所提及。可惜到今天,具体过程已无由得悉,而其所辑印之题跋和纂录之年谱,恐怕也渺不可得了。

其三:约在1957年春,陈乃乾离京南下,辗转江浙沪多地。公干之余,拜访了多位好友,《日记》中有两则,颇可注意。1957年3月2日记:“早车抵南京……下午至图书馆,与陈彦通、沈元燮(注:原稿如此)长谈。”4日记:“上午至文化局取介绍信。至图书馆与柳定生、陈彦通、汪訚、沈燮元诸人谈。”柳定生,即柳诒徵之女,时任南京图书馆古籍部主任。陈彦通,即陈方恪,散原老人四子,陈寅恪之弟,解放后被安排在南京图书馆工作。汪訚,字霭庭,藏书史研究学者,解放前即从事图书馆工作,解放后长期供职南京图书馆,著作颇丰。沈燮元,南京图书馆退休馆员,当今硕果仅存的泰斗级版本目录学家。据与燮老相识的友人见告,燮老如今身体依然康健;其不但常在南图静坐读书,还经常参加社会活动。《日记》所记诸人,绝大多数已归道山。倘若沈燮老读到陈氏《日记》和拙文,将昔日陈乃乾与南图众人的“长谈”之情景回忆一番,撰文刊布,亦可为今人增添一段珍贵的书林掌故了。

作者:吴奇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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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中国历史 本文来源:辛亥以来最大的藏书家傅增湘,陈乃乾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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